六七十年代的成都新津区永兴场，流传着这样的童谣——“有钱的人大不相同，身上穿的是灯草绒，脚一踢华达尼，手一捞金手表，眼睛一眯收音机，嘴巴一张金牙巴”。那时候成都的巷巷头，穿灯草绒的先生走在前头，中山装口袋别着钢笔，手腕上的表链闪悠悠，茶馆里的收音机咿咿呀呀，有人的金牙在茶屋头发亮。老城墙的红旗飘得舒展，自行车铃声摇醒晨雾，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慢慢沉进时光，那些发亮的日子，像老茶缸里晒着的阳光，暖得能摸得到。
这样的童谣不止一首。80后的童年里，长辈逗孩子的话常带着调调：“王婆婆在卖茶，三个观音来吃茶；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王婆婆，骂一骂，隔壁子幺姑儿说嫌话”，当年熟稔的手势如今差不多忘光了。还有要和小伙伴手拉手拉扯着唱的“扯锯还锯，家婆门口有本戏。请外孙来看戏，没得啥子好吃的，买个牛肉包子夹狗屁”，热热闹闹的，连骂人的话都带着童趣：“方脑壳，棒棒剁，剁烂了，我有药，啥子药，膏药，啥子膏，鸡蛋糕，啥子鸡，公鸡，啥子公，文化宫，啥子闻，屙扒屎给你慢慢闻”“方脑壳，哈戳戳，不拐弯，走直角，遇到祸事跑不脱”。
从70后到90后，童谣是童年里的快乐密码。胖嘟嘟的娃娃会被唱“胖娃儿胖嘟嘟，骑马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胖娃儿骑白马。白马高又高，胖娃儿耍弯刀。弯刀耍得圆，胖娃儿滚铁环。铁环滚得远，胖娃儿跟到撵。撵又撵不上，白白跑一趟”；不喜欢吃胡萝卜的孩子，大人会哄着唱“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婆娘要钱称红糖，娃娃要钱买响璜”；幼儿园里分果果，老师领着唱“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大家吃得笑呵呵”；玩丢手绢时，一群人唱“丢，丢，丢手绢，轻轻的丢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还有“我们都是木头人，一不能说话，二不能动”的游戏，输了要被笑“花脸猫儿，偷油渣儿，婆婆逮到，打嘴巴儿”。连恶搞的话都顺口：“一二一，爸爸不买米，饿死你。妈妈不买菜，把你拿去卖”“我两个好，我两个上山去割草，你割得多，我割得少，你穿裙子我带表，表一看，八点半，走李庄捡个烂罐罐”。
成都的童谣不是随便编的。它们能追溯到清代甚至唐宋，傅崇榘在《成都通览》里说它“家家户户儿女皆知”。有的讲自然，比如《亮火虫》说萤火虫，《蚂蚁搬家》讲天气；有的是游戏，比如《巴巴掌》用手势加歌唱，让孩子跟着动；有的教道理，“大欺小，来不到”说要平等；有的讲风俗，《雁鹅扯长》说地方习惯；还有颠倒歌，透着四川人的幽默，让孩子学着逆向想问题；谜语歌既是唱的又是游戏，开发脑子。它们没写在书上，却在稚童嘴里传了百年，装着时代的风尚——六七十年代有灯草绒、收音机，更早的有茶馆、马车，都是当时的生活模样。
新津还有种唱得响的“童谣”——龙舟号子。作为民间劳动号子，它曲调原始质朴，一人领、众人合，唱词有“五月五，是端阳，龙船下水闹大江”“栀子花，墙边栽，五到八月白花开”。比赛时，年事高的长者领头，号子声跟着比赛激烈程度往上翻，到终点时，号子、划桨声、欢呼声搅成一片，沿河啦啦队喊得响彻云霄。老船工宋炳云唱得最好，1991年领唱新津代表队的《龙舟号子》，拿了成都市民间艺术表演赛一等奖；有“首席号子手”之称的周香全，79岁还穿着运动装、蹬草鞋、拿桃红色大扇上龙舟，嗓子苍劲；马庭交72岁时还在龙舟赛上唱“嗨哟嗬，嗨哟嗬”，号子像南河水，激荡着岁月。2006年，龙舟号子成了新津非遗。
这些童谣和号子，装着老成都的市井气。灯草绒的光、收音机的声、茶缸的阳光、龙舟的号子，都是刻在记忆里的烟火。不管是六七十年代的“有钱人大不相同”，还是80后的“王婆婆卖茶”，或是90后的“丢手绢”，都像老茶一样，越陈越有味道，裹着一代人的童年，也裹着一座城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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