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七月，申江梅雨方歇，石库门深处的客堂里灯火通明。陈独秀埋头誊改《新青年》付印稿，身旁的稿纸堆得像一堵小墙。谁也不会想到，三年后他将卸下党的最高职务，再过十余年，又会在四川江津静候命运的归宿。
彼时的上海煤油灯下，年轻的留法归国生周恩来悄悄推门而入。两人第一次长谈，话题从巴黎公社扯到俄共建党，再落脚于中国的工运前景。谈罢，陈独秀拍了拍周恩来的肩膀：“好好干，中国需要你们这样的人。”这一幕，后来被周恩来视作“行路图上的第一盏路灯”。
时针拨回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因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免去总书记。此后，他离群而孤，辗转上海、南京、武汉，直到一九三二年再度被捕。那段日子，他在狱中整理译稿，寒灯如豆，却仍写下《驳托陈分化论》一文，坚持与监房外的喧嚣辩论。不得不说，这种执拗里既有学者的本色，也埋下了日后曲折的伏笔。
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枪声划破华北夜空。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成形。蒋介石电邀陈独秀出山任职，开出优厚待遇；胡适也隔洋寄信，愿助其赴美疗养；延安方面更是三番五次托人致意，希望这位曾经的“总司令”归队共襄大业。三条路并排摆在眼前，陈独秀却一一摇头。他告诉朋友朱蕴山：“不肯作寓公，也不肯作高官，老朽只想清清白白写几本书。”
从汉口溯江而上，陈独秀在江津落脚。两间青瓦房，一架旧书柜，三五学生听他讲希腊史、比较文学，偶尔也谈马克思。川江雾气氤氲，他的咳嗽日趋沉重，却依旧伏案著译。此时的人们才发现，这位当年呼风唤雨的《新青年》主编，生活竟要靠编译费和友人接济勉力支撑。
一九三九年正月，延安窑洞里传来消息：陈独秀病势沉重。毛泽东放下手中电文，对周恩来说：“还是老规矩，你去劝劝他。”不久，周恩来抵达重庆，再由朱蕴山引路，驱车百里至江津石墙院。栅门未锁，院内野草齐膝。陈独秀依窗而坐，花白长须微微颤动。简短寒暄后，周恩来开门见山：“延安盼您共事，润之请我务必带您回去。”陈独秀长叹一声：“守常、延年都不在了，独我垂老矣。党内会期一到，我跟不上，岂不平添无谓纷争？还请你替我回谢润之。”言罢，他抬手示意不必再劝，用那只握惯了笔的手轻轻摆了一下，像是合上了一本翻阅四十年的厚书。
周恩来无奈告辞。城口山径，薄雾沉沉，他回头望一眼那处旧屋，心中百感交集。重庆城的炮声隐约传来，一切都在催促他快步赶回战时首都。外界谣言沸沸扬扬，说陈独秀顽固、骄矜、与党决裂。周恩来却在回电中只写两句：“先生精神尚好，然意志已决。盼后辈自勉，不忘其功。”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这段访谈只淡淡说了句：“先生秉性如此，不强求。”随后便伏案继续批改文件。谁都明白，尽管道路分岔，可那位当年的“青年导师”留下的火种，早已在延河两岸燃烧。
若追溯陈独秀的光影，不能不提一九○二年的东京。那一年他第一次听闻“社会主义”一词，随即放言要把“德先生”“赛先生”带回中国。等到他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民主与科学四个大字便像炸雷一样炸响在积弊深重的旧社会上空。北大红楼的下午茶座、法租界的昏黄路灯、安庆讲坛上掷地有声的演说……这些片段共同叠加成一个现实：如果没有早年的陈独秀，后来的五四运动很难掀起那样的惊涛骇浪。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毛泽东正是沿着《新青年》的字里行间走进北大图书馆。图书管理员的月俸只有八块银元，却换到了一生的思想指引。李大钊曾向同僚描述过那位来自湘赣交界的后生：“他沉默寡言，捧书如抱婴儿。”几年下来，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青年脑中扎根发芽，谁能料到它后来生长成改变中国的参天大树？
时间继续向前。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回国，奔走于黄埔军校与上海工人运动之间。陈独秀多次在信中勉励：“组织，是革命的骨骼；宣传，是革命的血液。”周恩来铭记在心。正因此，十二年后他踏进江津的小院时，仍自称学生，并不敢逾礼。
很多人议论：如果陈独秀在三十年代末重返延安，党内格局会不会改写？答案已无法验证。史实所能说明的，仅是这位老人始终坚持独立思考。陈独秀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迷恋曾让他陷入孤岛，可在民族危亡面前，他又是最早疾呼“驱逐日寇，工农合作”的声音之一。这种复杂性，让后人既钦佩又惋惜。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夜色沉沉，江津山城电闪雷鸣。病榻上的陈独秀呼吸微弱，案头摊开的《史记》仍未合上。凌晨时分，他握着学生递来的手稿，低声嘱咐：“文章要有骨头，做人也是。”随后便永远阖目，终年六十三岁。除了一副老藤椅、一箱书稿，他未留下半分财物。
同年秋天，延安高级干部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时，又一次谈到新文化运动。主席停笔，抬头说道：“陈独秀和守常同志的启蒙功劳，不可磨灭。”一句话，教室静得能听见炊烟声。那份公开档案在一九四五年汇编成《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肯定陈独秀在大革命前的贡献，亦提醒后人：功过是非，不能简单抹成一片颜色。
尘土终会落定。今天翻阅那一本文字有些发黄的《新青年》创刊号，“唯有青年与日月并行”的铿锵依旧刺眼。若说陈独秀最大的遗产，不是留下多少语录，而是教会一代人怎样仰头说话、低头做事。周恩来那趟重庆之行最终无功而返，却让世人见证了师生之间最后的礼敬，也把一段传奇定格在川江雾色里。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个人意气终被时代淹没。可谁都清楚，没有那些最初的呐喊、最早的实验、最锋利的笔，中国近现代的天光不会来得那么快。陈独秀拒绝了高位，拒绝了荣华，也拒绝了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他选择留下满院竹影，留下未竟的译稿，选择在沉默中与昨日作别——然而，许多人心底仍记着那声脆亮的呼号：“德先生，赛先生，请你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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