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盛夏，北京站西侧的股道里响起汽笛声，一台刚进段检修的蒸汽机车停稳，朱琦从驾驶台跳下，擦了把满脸的煤灰。那天，他接到加开北戴河临客的命令，谁也没料到列车上坐着的正是他的父亲朱德。这个偶遇在铁路段里被传为佳话，却也预示着日后难得相见的结局。
谈起朱德与朱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生离死别”这四个字。父子俩真正朝夕相处的日子，加一起不足三年。1916年川军北征时朱琦才刚出生，朱德把他抱在怀里取名“保柱”，意在盼儿成国家栋梁。三年后，萧菊芳突然病逝，朱德忙于战事不得已将儿子托付给亲友，父子从此各奔东西。
时间进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朱琦在昆明街头被迫充入国民党部队。他知道自己身份特殊，始终缄口不言。恰在同一年，朱德以红军总司令的身份出席重庆谈判，偶遇旧识龙云，才确定儿子流落滇军。周恩来得知线索后，派人辗转将朱琦接到了延安。隔着黄土岭，父亲先伸手摸到朱琦耳后那粒标志性的“拴马柱”，然后哽咽了，“是我的儿子”。
这次团聚没有持续多久。朱琦主动要求奔赴华北前线，朱德点头：“我的兵站在那里，我的儿子也站在那里。”1943年他在一次夜战中腿部中弹，被评为甲等残废。回到延安养伤时，康克清已是朱德身边的革命伙伴，她劝他休养，可朱琦只想重返岗位。康克清给他张罗婚事，让抗大七分校的赵力平多次探望，三年后两人成婚。
新中国建立后，朱琦调到天津铁路分局机务段。蒸汽机车一天跑四百公里，他从练习生干到司机，脾气和炉火一样旺。北戴河避暑季，他驾驶的列车经常担当领导干部专列的牵引任务。那一次车厢里突然传来警卫员的通知：“首长找你。”朱琦满身煤尘闯进软座包房，看见父亲正端着茶笑道：“没想到让我坐上了你开的机车。”白发与黑脸相对，两人只说了五分钟的话，随即又各忙各的。
进入七十年代，朱德年事已高，朱琦却依旧倒班熬夜。1974年6月10日清晨，他在家中突感胸闷，送医途中去世，终年58岁。那时正逢朱德住院检查，康克清与子女商议，决定暂时隐瞒。追悼会在天津铁路俱乐部举行，战友们把他的机帽和工作证摆在灵前，蒸汽汽笛在院外长鸣三次，算作最后的敬礼。
十天后，6月20日下午，康克清推开病房门。朱德正翻阅《人民铁道》，见她进来便抬头问：“琦儿来信了吗？”康克清沉默片刻，低声道：“朱琦走了……追悼会已经办完。”病房的窗纱被风吹得轻轻摆动，老人喉结滚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许久，他才断断续续地说：“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得太早，太可惜。”旁边的赵力平泣不成声，康克清轻轻握住她的手，算是安慰。
朱德并没有要求去天津看墓，他知道自己身体撑不了长途。老人只嘱托工作人员把儿子的机车照片贴在床头，偶尔抬眼便能看见那辆熟悉的前进型。两年后，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又叮嘱一次：“房子是国家的，桌子也是公家配发，你们都不要上交就行。”这些话被家人照办，桌椅连同书籍一同移交国家。
回望这段曲折的父子情，最难得的是海内存知己般的理解。朱德允许儿子走向前线，也支持他开火车拉旅客；朱琦崇敬父亲，却从不倚仗身份。他们在各自战壕里完成使命，终究没能一起走完人生。或许，对那代人而言，家国从来摆在亲情之前，等到想要弥补时，已只剩“追悼会已经办完”这样的迟到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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