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冷，更漫长。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东北老工业区灰蒙蒙的天空，卷起地上脏污的积雪和煤灰，打在脸上生疼。市第三纺织厂那栋红砖办公楼前，宣传栏上“大干四化，振兴中华”的标语被风吹得哗啦作响，边角已经卷起。我，陈卫国，攥着那张薄薄的、盖着鲜红厂办印章的“开除决定书”，站在寒风里，感觉不到冷，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然后整个人都空了，轻飘飘的，像一片随时会被吹走的枯叶。
决定书上白纸黑字：“陈卫国同志，因生活作风问题，道德败坏，影响恶劣，经厂党委研究决定，予以开除处分，即日生效。”下面是厂长龙飞凤舞的签名和日期。生活作风问题，道德败坏。八个字，像八根烧红的铁钉，把我二十五岁的人生，牢牢钉在了耻辱柱上。而这一切，都因为我娶了沈玉梅。
沈玉梅，是我们三纺厂没人敢提、没人敢靠近的名字。两年前，她因为“流氓罪”被判劳教三年，去年刚放回来。罪名具体是什么，流传着各种不堪的版本，有人说她勾引有妇之夫，有人说她生活糜烂，总之，在八十年代初那个风气尚未开化、对男女关系严苛到近乎恐怖的小城，一个年轻姑娘背上这样的罪名，就等于被社会彻底宣判了死刑。她回厂后，被安排在最脏最累的废料车间，所有人都躲着她，像躲瘟疫。女工们朝她吐口水，男工们用下流的眼神打量她、说荤话。她总是低着头，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工装，瘦得厉害，像一根随时会折断的芦苇，沉默地干着活，仿佛听不见也看不见周围的恶意。
我和她没什么交集。我是机修车间的技术员，读过几年技校，算是厂里有点文化的年轻人，平时埋头钻研机器，话不多。第一次注意到她，是有天晚上我加班修一台老掉牙的织布机，弄到很晚，去水房洗手，看见她一个人蹲在昏暗的走廊尽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压抑地哭着，声音像受伤的小猫。月光从破窗户照进来，落在她单薄的背上，有种说不出的凄楚。我没敢过去，悄悄走了。后来，又几次在食堂看到她独自坐在最角落，飞快地扒拉完没有一点油水的饭菜，然后匆匆离开。不知怎么的，我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再后来，厂里组织义务劳动清理仓库，我和她分到一组。她干活特别卖力，搬那些沉重的废纱锭，一声不吭，汗水把额前的头发都打湿了。休息时，我递给她一杯水，她愣了一下，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惊讶，有警惕，还有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受宠若惊的慌乱。她接过水，小声说了句“谢谢”，声音细细的，很好听。那是我们第一次说话。
接触多了，我发现她并不像传言中那么不堪。她识字，说话有条理，手很巧，仓库里一些废弃的零件，她都能琢磨着修好。她很少提过去，偶尔说起，也只是含糊地说“被人害了”、“说不清”。眼神里那种深不见底的悲伤和认命般的麻木，让我心里发堵。我知道靠近她意味着什么，厂里的风言风语已经开始飘到我耳朵里，“陈卫国是不是也看上那破鞋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看看是什么天鹅！”父母更是坚决反对，母亲哭着说：“卫国啊，你娶谁不行，非要娶个劳改犯？你让爹妈的脸往哪儿搁？你还想不想在厂里干了？”父亲直接摔了茶杯：“你敢娶她，就别进这个家门！”
但我还是娶了。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同情，也许是那晚月光下她颤抖的背影太让人心疼，也许是她接过水杯时那声细弱的“谢谢”触动了我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也许，只是年轻气盛，看不惯那些落井下石的嘴脸，想证明点什么。在一个同样寒冷的下午，我拉着她去街道办了结婚证。没有婚礼，没有祝福，只有我们两个人，和办事员那冷漠而略带审视的目光。我把她带回了我那间只有十二平米、位于厂区边缘筒子楼的单身宿舍。那就是我们的“家”。
婚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厂里的处分很快下来了，开除。理由冠冕堂皇，但谁都明白，是因为我娶了沈玉梅，挑战了某种无形的、却坚不可摧的“道德秩序”。父母真的和我断绝了关系，母亲托人捎来话，说就当没生我这个儿子。邻居们指指点点，孩子们朝我们窗户扔石子。
我们像两个被世界遗弃的孤岛，只有彼此。玉梅更加沉默，眼神里的愧疚几乎要把她压垮，她包揽了所有家务，拼命想对我好，却又小心翼翼，仿佛随时准备承受我的怒火和后悔。我则开始四处打零工，搬运工、泥瓦匠、修自行车，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就为了那点微薄的收入，维持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家。晚上回到冰冷的屋子，看着玉梅在昏黄灯光下缝补衣服的侧影，我心里有时也会涌起一阵绝望和怀疑：值得吗？为了一个几乎算是陌生的、背负污名的女人，搭上自己的前途、亲情和所有的正常生活？
但我没后悔。至少，在那些最艰难的时刻，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看到桌上有一碗热乎的、哪怕只是玉米面糊糊，看到玉梅眼中那全然的依赖和努力挤出的笑容时，我觉得，这个选择，或许没有错。我们像两只受伤的动物，在寒冬里互相依偎，汲取着一点点可怜的温暖。
开除后的第三个月，那个冬天最冷的一天。我头天晚上跟着建筑队卸水泥，累得脱了形，早上起来就有点发烧，浑身酸痛。玉梅急得不行，想出去给我买点药，被我拦住了，家里哪还有闲钱买药。她只好用凉毛巾给我敷额头，煮了姜汤。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感觉人生大概就这样了，看不到一点光亮。
就在中午时分，楼下突然传来一阵不同于往常的喧闹，还有汽车引擎的声音。我们这破筒子楼，平时连辆自行车都少见，怎么会有汽车？我勉强撑起身，撩开糊着报纸的窗户一角，朝下望去。
这一看，我愣住了。
楼下的空地上，赫然停着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车身锃亮，在灰扑扑的雪地里格外扎眼。车旁，站着两个男人。一个穿着深蓝色的呢子大衣，戴着眼镜，气质儒雅，五十多岁模样；另一个年轻些，像是秘书或司机，手里提着两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楼里不少住户都扒在窗户边或站在门口，好奇又敬畏地看着。上海牌轿车！那可是了不得的东西，只有市里的大领导或者特别重要的单位才配坐。怎么会停在我们这栋“名声在外”的破楼下面？
更让我震惊的是，那个穿呢子大衣的中年男人，抬头看了看，竟然径直朝着我们这单元的楼道口走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是来找谁的？我们这栋楼住的都是厂里的底层工人或家属，谁能和坐小轿车的人扯上关系？难道是……来找我的？因为我被开除的事？可开除一个普通工人，犯得着这么大阵仗？
我正胡乱猜测着，敲门声响了。很轻，但很清晰。玉梅也听到了，她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惊恐地看着我，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我示意她别怕，挣扎着下床，披上棉袄，走到门边，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的，正是那位穿呢子大衣的中年男人。他看见我，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目光里带着一种审视和……关切？“请问，是陈卫国同志家吗？”他的声音沉稳，带着一点南方口音。
“是……是我。您是？”我侧身让他进来，心里七上八下。
他走进我们这间狭小、简陋、甚至有些寒酸的屋子，目光迅速而仔细地扫过一圈，最后落在站在床边、手足无措的沈玉梅身上。他的眼神在玉梅脸上停留了片刻，那里面没有鄙夷，没有好奇，只有一种深沉的、复杂的情绪，像是……像是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混合着激动、愧疚和如释重负。
“玉梅……”他开口，声音有些发颤，“是玉梅吧？我是……我是你舅舅，沈怀远。”
舅舅？沈玉梅的舅舅？我和玉梅都彻底懵了。玉梅从小父母双亡，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从来没听她提起过有什么舅舅，更别说是在南方、看起来如此显赫的舅舅。
玉梅嘴唇哆嗦着，看着眼前这个自称舅舅的男人，眼里全是茫然和警惕：“我……我没有舅舅。你认错人了。”
沈怀远眼眶一下子红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褪了色的旧荷包，打开，里面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递到玉梅面前：“你看看，这是你母亲，我妹妹，沈怀瑾。旁边这个男孩，是我。你母亲耳朵后面，有一颗红痣，你……你应该也有吧？”
玉梅颤抖着手接过照片，只看了一眼，眼泪就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照片上的年轻女子，眉眼间确实和她有几分相似。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耳后。那颗红痣，她从小就有，除了最亲近的人，没人知道。
“你……你真是我舅舅？”玉梅的声音破碎不堪，“可我娘从来没说过……她只说家里没人了……”
沈怀远长叹一声，泪水也流了下来：“孩子，是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娘啊！”他坐下来，开始讲述一段尘封的往事。
原来，沈怀远和玉梅的母亲沈怀瑾，出身江南一个书香门第。文革初期，家里遭难，父母被迫害致死。当时沈怀远正在外地读大学，侥幸躲过一劫，但也被迫与家庭划清界限，远走他乡，后来辗转去了南方。妹妹沈怀瑾年纪小，被下放到东北农村插队，与当地一个青年相爱结婚，那就是玉梅的父亲。沈怀远起初还与妹妹有秘密书信往来，但后来运动越来越激烈，他自身难保，联系彻底中断。等他后来情况好转，千方百计打听妹妹下落时，只得到消息说妹妹和妹夫在一次山洪中意外去世了，留下一个女儿不知所踪。
他痛苦万分，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直到最近，通过一些老关系，才终于查到当年那个女孩可能流落到了东北这座小城，进了纺织厂，还……还背负了不好的名声。他立刻放下一切，赶了过来。
“孩子，你受苦了！”沈怀远握住玉梅的手，老泪纵横，“是舅舅没用，没能早点找到你，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那些罪名……舅舅都听说了，那都是诬陷！是当年害你父母那些人，为了斩草除根，故意给你泼的脏水！舅舅这次来，就是要为你正名，带你离开这里！”
真相如同惊雷，炸得我和玉梅头晕目眩。原来如此！原来玉梅的苦难，根源在这里！她不是自甘堕落，她是政治运动和人性丑恶的牺牲品！那些压得她抬不起头的污名，那些让她几乎活不下去的白眼和唾弃，竟然是一场延续了十几年的阴谋和迫害！
沈怀远又转向我，眼神里充满了感激和赞赏：“卫国同志，我都听说了。你不顾压力，娶了玉梅，在她最艰难的时候给了她一个家。你是条汉子！我沈怀远，谢谢你！”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力道很大。
接着，他让秘书把旅行包拿进来，里面是崭新的棉衣、毛衣、皮鞋，还有各种南方带来的糕点、糖果，甚至还有几本崭新的书。他还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我手里：“这点钱，你们先拿着，把日子过好。工作的事，你们不用担心。我在南方G省省政府工作，这次来，也跟你们这边的领导打了招呼。玉梅的冤案，会重新调查，还她清白。卫国你被开除的事，也会撤销，如果你想，可以调去南方，我给你安排合适的工作。如果不想离开，这边也会给你恢复名誉，安排更好的岗位。”
我和玉梅听着，像在听一个遥远而不真实的梦。短短一个小时，天翻地覆。压在我们头上沉重的乌云，突然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拨开，刺目的阳光照了进来，晃得我们睁不开眼。
楼下的上海牌轿车没有立刻离开。沈怀远在我们家待了一下午，和玉梅说了很多她母亲小时候的事，也问了我们这些年的情况。他语气温和，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只有失而复得的珍惜和深深的愧疚。玉梅从一开始的震惊、茫然，到慢慢接受，眼泪流了又干，干了又流，但眼神里，那种死灰般的麻木和惊恐，正在一点点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小心翼翼的光亮。
傍晚，沈怀远要走了，他还要去市里办些事。“玉梅，卫国，你们收拾一下，过几天，舅舅来接你们。我们先去南方住一段时间，把身体养好，把过去那些不愉快都忘掉。”他拍拍我的肩膀，“卫国，好好照顾玉梅，也照顾好自己。好日子在后头。”
黑色的上海牌轿车缓缓驶离了筒子楼，消失在暮色中。楼里楼外，看热闹的人们议论纷纷，眼神和态度已然不同。之前是鄙夷和疏远，现在变成了好奇、羡慕，甚至有一丝巴结。
关上门，屋子里恢复了安静。但空气已经完全不同了。我和玉梅对视着，久久没有说话。然后，玉梅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哭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这十几年所有的委屈、恐惧、绝望都哭出来。我紧紧抱着她，拍着她的背，眼眶也湿了。我知道，这哭声里，不仅仅是悲伤，更有巨大的释然和新生。
那辆停在楼下的上海牌轿车，像一个突兀的句号，终结了我们晦暗的过去；也像一个充满希望的冒号，开启了完全无法预料的未来。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份的逆转和物质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洗刷了玉梅身上莫须有的污名，是找回了她失落的亲情和尊严，也是对我这个“傻小子”不顾一切选择的，一种迟来的、戏剧性的肯定。
往后的日子，果然如沈怀远所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玉梅的案子被重新审理，很快平反，档案里的污点被彻底清除。我开除的决定被撤销，厂领导亲自上门道歉，想给我安排轻松的管理岗位。但我们最终选择了离开。跟着沈怀远去了南方。我在一家新成立的合资企业做了技术主管，玉梅上了夜校，后来在一家图书馆工作。我们有了宽敞明亮的房子，有了孩子，生活平静而充实。玉梅脸上的阴霾渐渐散去，笑容多了，人也开朗起来。那段在东北小城筒子楼里相濡以沫、备受白眼的岁月，成了我们记忆深处不愿轻易触碰、却又无比坚实的基石。
很多年后，我还会想起一九八零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想起那张开除决定书，想起楼下那辆突兀的上海牌轿车。命运有时就是这样荒诞而神奇。它先给你最沉重的一击，几乎将你打入深渊，却又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以最戏剧化的方式，为你翻开全新的篇章。而支撑你熬过那段至暗时刻的，或许不是什么远见卓识，只是心底那一点点未曾泯灭的善良、勇气，和不肯随波逐流的执拗。那辆轿车带来的转折，固然重要，但真正让我和玉梅走到今天的，是在轿车到来之前，在那间冰冷破败的小屋里，我们给予彼此的、那点微不足道却至关重要的温暖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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