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隔壁王婶来敲门时，我正对着父亲的遗像发呆。相框上落了层灰，我拿袖子擦了擦，照片里穿着中山装的父亲依然笑得温和，就像他临走前那天下午，阳光透过病房窗户洒在他脸上时一样。

“小军啊，你得去趟银行了。”王婶递过来两个热包子，“你爸那笔钱，总放着也不是个事儿。”

我点点头，心里那根弦又绷紧了。自从三个月前父亲因肺癌去世，这事儿就一直悬在我心上。父亲辛苦攒下的十九万块钱，存在镇上的农商银行里。存折在我手里，密码我也知道——就是我生日，可就是取不出来。

银行离我家不远，走路十五分钟。这条路，从小到大我跟着父亲走了无数遍。小时候他带我存压岁钱，长大了我陪他取退休金。街角那家烧饼铺还在，父亲生前最爱吃他家的芝麻烧饼，每次取完钱都要买两个，分我一个。

“老李，来啦？”银行的大堂经理姓赵，五十来岁，认识我父亲十几年了。

“赵经理，还是那事儿。”我把存折和父亲的死亡证明、户口本、我的身份证一股脑儿摊在柜台上，“您看，这些材料够了吗？”

赵经理推了推眼镜，叹了口气：“小李，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规定...”

“可这些不都证明了吗？我爸不在了，我是他独生子，户口本上就我们父子俩。”我指着那些盖着红章的文件，声音有点急。

父亲走后的医疗费还欠着表叔三万，丧葬费是舅舅垫的。母亲走得早，父亲一个人把我拉扯大，没让我受过委屈。现在他走了，留下的这笔钱，按理说能解我的燃眉之急。

赵经理把我拉到旁边的等候区，压低声音：“国家有规定，像这种情况，得去公证处做个继承权公证。银行见到公证书才能办。”

“公证处？”我愣了一下，“在哪办？要多少钱？”

“县城里有，可能要几千块吧。”赵经理面露难色，“而且手续挺复杂的，你得把你爸的所有亲属都找齐，证明你确实是唯一继承人。”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父亲是独子，爷爷奶奶早就不在了。母亲那边倒是有个舅舅，可自从母亲去世后，两家来往也不多。最关键的是——几千块的公证费，我现在哪拿得出来？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几乎是恳求地问。

赵经理摇摇头，拍了拍我的肩：“小李，理解一下，银行也得按规矩办事。要是随便让人把钱取走了，真冒出个合法继承人来，我们担不起这责任。”

回家的路上，我在烧饼铺前站了很久。老板认出我，递过来一个烧饼：“你爸常买的，拿着吧。”

热乎乎的烧饼烫着手，我突然想起父亲最后一次来取钱的情景。那时他已经病得很重，我扶着他慢慢走到银行。他坚持要自己输密码，颤抖的手按了六下——970315，我的生日。

“军儿啊，这钱是给你留着娶媳妇用的。”他笑着对我说，眼睛里却有种我那时看不懂的忧虑，“存在这儿，安全。”

现在我明白了他的忧虑。安全是安全，可当真正需要的时候，它却像锁在透明保险箱里的东西，看得见，摸不着。

接下来的一周，我开始了在各部门之间的奔波。

公证处在县城新区，我倒了三趟车才找到。大厅里人很多，取号排队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轮到我的时候，窗口里的工作人员头也不抬地问：“办什么？”

“继承权公证。”

“材料带齐了吗？死亡证明、户口本、亲属关系证明、所有继承人的身份证明、被继承人的财产证明...”

我一边听一边冒汗：“所有继承人？就我一个，我是独生子。”

工作人员终于抬起头：“那也得证明你是唯一继承人。你父母双方的父母如果还在世，也是继承人。还有，如果你父亲有私生子，或者有养子女，都有继承权。你得把这些可能性都排除了。”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怎么证明一个不存在的人不存在？

“先去社区开证明吧，证明你家的情况。”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张清单，“还有，公证费按照标的额比例收，十九万的话...大概四千左右。”

我捏着清单走出公证处，站在大太阳底下，突然觉得很可笑。父亲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下的钱，我要拿出四千块才能证明它是我的——而我连这四千块都拿不出来。

社区办公室的王主任是我爸的老朋友。听完我的来意，他皱紧了眉头：“小军啊，这事儿不好办。我只能证明你和你爸的父子关系，证明你妈不在了。可你爸那边有没有其他亲人，这我哪敢打包票？他年轻时候在外地工作过几年，万一...”

他没说下去，但意思我懂了。这个世界需要你证明的不仅仅是存在，还有不存在。

舅舅知道我为难，特地坐车从隔壁镇赶过来，塞给我两千块钱：“先拿着，不够再说。”表叔那边也说医疗费不急着还，“你爸以前帮过我们家不少，这钱你先用。”

我心里堵得慌。父亲教过我，人活着要有骨气，不欠人情。可现在，为了取出他留给我钱，我不得不欠下一堆人情。

晚上，我翻出父亲的遗物。一个老旧的铁盒子里，整整齐齐地放着各种证件和票据。最下面是一本棕色的笔记本，我从未见过。

翻开第一页，是父亲工整的字迹：

“1997年3月15日，军儿出生。护士抱出来的时候，他哭得真响。我在产房外发誓，要让我儿子过上好日子。”

我一页页翻下去，里面记录着我成长的点点滴滴：第一次走路、第一天上小学、考上县重点中学、去省城读大学...每一件大事下面，都有一行小字：“存XXX元，给军儿攒着。”

翻到最后几页，字迹开始颤抖：

“2023年4月，确诊了。不想治了，浪费钱。把钱留给军儿吧。”

“2023年8月，今天把密码改成了军儿的生日。怕自己哪天糊涂了记不住。”

“2023年11月，身体越来越差。军儿请了假照顾我，这孩子孝顺。希望那笔钱能帮到他，取的时候别太麻烦就好...”

泪水模糊了视线。父亲早就知道会有这些麻烦，但他无能为力。一个普通人，面对庞大的制度和规定，能做的只有把密码改成儿子的生日，在笔记本里写下微不足道的担忧。

第二天，我又去了银行。这次我没直接找赵经理，而是坐在等候区，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有个老大爷忘了密码，工作人员耐心地帮他重置；一对夫妇给孩子开户，笑得开心；一个年轻人来办贷款，材料准备得整整齐齐...

他们都是这个系统里顺畅流动的一部分。而我，因为父亲的一个突然离去，卡在了一个看似合理却令人窒息的环节里。

赵经理忙完后走过来：“小李，还没办妥？”

我苦笑着把公证处和社区的情况说了一遍。

他沉默了很久，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变通的办法。如果所有法定继承人都到场，签署放弃继承权的声明，并当场录像...但这需要所有人都能来银行。”

“所有人？”我问，“就我和我舅舅，行吗？”

“你父亲的父母、配偶、子女，都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你母亲虽然不在了，但你外公外婆如果还在...”

“他们都去世十几年了。”

“那也需要死亡证明。”赵经理说，“而且如果他们在你父亲之后去世，他们的继承份额会转给他们自己的继承人...情况会越来越复杂。”

我靠在椅背上，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为了取出父亲留给我的钱，我需要召集一支可能存在的“继承人军团”——尽管我知道，这支军团里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

“这样吧，”赵经理压低声音，“我给你问问县行的领导，看有没有类似情况的处理先例。但你别抱太大希望，规定就是规定。”

等待回复的那几天，我常去父亲的墓地。简单的水泥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下面一行小字：“慈父李建国之墓”。没有墓志铭，没有华丽的装饰，就像他的一生，平凡而朴实。

“爸，你留的钱，我取不出来。”我对着墓碑说，像小时候向他汇报考试成绩，“他们说需要公证，需要证明这证明那。可你明明只有我一个儿子啊...”

风吹过旁边的松树，沙沙作响。我突然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可现在，面对这些规矩，我这个大活人却束手无策。

一周后，赵经理打电话让我去银行。我以为有了转机，兴冲冲地赶过去，却看见他面前摊着一堆文件。

“小李，我帮你查了规定，也咨询了上级。”他指着其中一页，“你看，这确实是《储蓄管理条例》和《继承法》的要求。银行如果违规操作，要承担法律责任。”

我盯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突然问：“赵经理，您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像我这种情况的多吗？”

他愣了一下，点点头：“不少。特别是突然去世的老人，家属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有些人材料齐全，办得顺利；有些人...”他没说下去。

“那最后都怎么办了？”

“大部分还是去办公证了。也有少数通过法院判决确认继承权的，但那样更麻烦，时间更长，费用也更高。”

离开银行时，天空飘起了小雨。我没带伞，就那样慢慢走着，让雨丝打在脸上。路过镇上的小学，正是放学时间，孩子们叽叽喳喳地涌出来，家长们等在校门口。

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扑进父亲怀里：“爸爸，我今天考了一百分！”

那位父亲笑着抱起孩子：“真棒！走，爸爸带你去买好吃的。”

我站在路边看了很久，直到他们走远。二十多年前，父亲也是这样在校门口等我，听我汇报考试成绩，然后带我去吃一碗五毛钱的豆腐脑。

父亲的爱，如此具体而温暖；他留下的关怀，却因为一纸规定，变得遥不可及。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决定。

第二天，我找到舅舅和表叔，向他们借了公证费。舅舅又陪我跑了趟母亲的户籍地，开出了外公外婆的死亡证明。社区王主任被我的执着打动，帮我写了份详细的情况说明，并加盖了公章。

“孩子，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他抱歉地说，“剩下的，就看公证处怎么认定了。”

整整一个月，我在公证处、社区、派出所和银行之间往返。材料补充了一次又一次，解释了一遍又一遍。当我终于拿到那份公证书时，薄薄的几页纸，却重得让我手发抖。

公证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经审查，确认李军为其父李建国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就为了这一行字，我跑断了腿，说破了嘴，欠了债，流了泪。

再次走进银行时，赵经理看到公证书，明显松了口气：“这就好办了。”

手续很快，签字、核验、输入密码。当取款单从打印机里吐出来时，赵经理轻声说：“小李，别怪银行。我们也是按国家规定办事，为了保障所有人的权益。”

我点点头，没说话。是的，规定很重要，它能防止纠纷，保护权益。可当规定遇上普通人的生老病死，遇上那些简单而真实的情感时，是否也该有一点点温度，一点点变通？

取出钱后，我先还了舅舅和表叔的债。剩下的，我分成两份：一份存回银行——毕竟如父亲所说，“存在这儿，安全”；另一份，我拿着去了父亲的墓地。

我没买纸钱元宝，而是买了两瓶好酒，两个芝麻烧饼。酒洒在墓前，烧饼放在一旁。

“爸，钱取出来了。”我说，“您放心，我会好好过日子。”

风吹过，墓碑旁的野草轻轻摇曳。我想，父亲应该听到了。

回家的路上，我又经过那家银行。玻璃门上贴着各种通知和规定，人们进进出出，继续着他们的金融生活。我站了一会儿，突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选择把毕生积蓄存在这里——不是因为利息多高，而是因为在他那代人心里，银行代表着国家，代表着信任和可靠。

他只是没想到，这份信任和可靠，在生死之间，会变成一道需要跨越的鸿沟。

如今，我床头柜里放着两个存折：一个是我的，密码很简单；另一个是父亲的，已经清空销户，但我留着作纪念。旁边，是那份价值四千元的公证书，和父亲那本棕色笔记本。

偶尔翻看，我会想起这段奔波的日子。它让我懂得，在这世上，有些爱需要证明，有些关系需要公证，有些最简单的人之常情，需要最复杂的程序来确认。

而生活，就在这些规定与情感、制度与人性、死条文与活生生的人之间，缓缓向前。

就像父亲常说的，日子总得过下去。只是下次我去银行时，一定会记得，把该办的手续先办好——为了爱我的人，也为了我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