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天，把初夏傍晚的天空染成一片沉闷的铅灰色。我，苏晚，站在厨房的流理台前，手里机械地削着一个土豆，目光却有些失焦地落在窗外被雨水冲刷得模糊的梧桐树叶上。空气里弥漫着土豆皮涩涩的气味和炖锅里隐约传来的鸡汤香，但这一切熟悉的、属于“家”的气息，此刻却让我胃里一阵阵发紧，像有什么冰冷的东西在缓慢凝结。
钥匙转动锁孔的声音传来，接着是门被推开，熟悉的、略显沉重的脚步声。周明宇回来了。他脱下沾了雨水的西装外套，随手扔在沙发扶手上，松了松领带，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做了某件事后的心虚与强装的坦然。他没像往常一样先来厨房看看，或者问一句“晚上吃什么”，而是径直走到客厅，把自己陷进沙发里，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新闻主播字正腔圆的声音立刻填满了安静的客厅。
我把削好的土豆放进水盆，洗了洗手，擦干，走出厨房。该来的总会来，躲不过。我走到沙发旁，没有坐下，只是平静地看着他：“明宇，这个月的工资和提成，发了吧？”
周明宇按遥控器的手顿了一下，眼神闪烁，避开了我的直视，喉咙里含糊地“嗯”了一声，视线黏在电视屏幕上，仿佛那上面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国际新闻。
“多少？”我追问，声音依旧平稳，听不出情绪。
他像是被逼到了墙角，有些不耐烦地转过头：“还能多少？就那样呗。基本工资扣完五险一金，剩四千二。提成……这个月业绩一般，没多少。”他试图轻描淡写。
“没多少是多少？”我不给他含糊的机会，“财务小张下午跟我微信聊天，顺口提了一句，说你们部门这个月效益不错，你的项目提成好像有三万八？”小张是我大学同学，和周明宇一个公司不同部门，偶尔会有些无关紧要的消息流通。
周明宇的脸色瞬间变了，从强装的镇定变成了被戳穿的窘迫和恼怒：“她怎么那么多嘴！公司规定不能随便透露同事薪资的！”他先是指责别人，然后才面对我的问题，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种破罐破摔的蛮横，“是，三万八。怎么了？我赚的钱，我还不能自己处理了？”
“你怎么处理的？”我看着他，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慢慢攥紧，但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这样的对话，在过去五年的婚姻里，上演过不止一次两次。只是数额和借口，每次略有不同。
周明宇像是找到了理由，腰板挺直了些，语气也理直气壮起来：“我妈昨天来电话，说老家的房子屋顶漏雨漏得厉害，要彻底翻修一下，不然没法住了。爸身体你也知道，干不了重活。请人修，连工带料，得好几万。我是儿子，我能不管吗？那三万八，我转给我妈了，先应应急。咱们家……咱们家又不急着用钱，你工资不是够家用吗？”他说到最后，眼神飘忽，不敢看我。
又是这样。永远是他妈，他爸，他老家那个永远有各种理由需要钱的“家”。结婚时彩礼，我家没多要，象征性收了两万，回头我爸妈添了五万给我带回来做小家庭的启动资金。结果呢？婚后第二年，周明宇就以他爸生病住院为由，“借”走了这笔钱，至今没还。我升职加薪后，家里开销大部分是我承担，他的钱，永远有更“重要”的去处——妹妹上大学学费、弟弟结婚彩礼、老家盖偏房、亲戚做生意周转……名目繁多。每一次，他都先斩后奏，或者像今天这样，被我发现了才勉强解释，然后就是那句万能挡箭牌：“那是我爸妈！我能不管吗？”“咱们是一家人，分那么清干嘛？”“你工资高，多担待点怎么了？”
我曾吵过，闹过，哭过，换来的是他更长时间的冷战，婆婆打来电话的哭诉指责（“我儿子孝顺我有错吗？”“你这个媳妇怎么这么不懂事！”），以及周明宇那句经典的“你能不能别这么斤斤计较？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五年下来，我累了。不是妥协，是看透了。这个男人，骨子里从未真正脱离他的原生家庭，从未将我们这个小家放在与他父母平等的、甚至更优先的位置。他的“孝顺”，是建立在对我的索取和牺牲之上的。我的付出，我的感受，在这个家庭的利益排序里，永远靠后。
所以，这一次，听到他又一次把三万八提成（这几乎是他小半年的收入了）毫不犹豫地转给他妈，我竟然没有感到意外的愤怒，只有一种冰凉的、尘埃落定的清醒。像是一直悬着的另一只靴子，终于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声音沉闷，却不再让人心惊肉跳，反而有种“果然如此”的解脱。
我没有像以前那样提高声音质问他“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也没有哭诉“这个家到底是不是我的家”。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看了足足有十几秒，看得周明宇都有些发毛，强撑的气势弱了下去，嘟囔着：“你……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又不是什么大事……”
“嗯，不是大事。”我开口，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惊讶，“明宇，有件事跟你说一下。我们医院有个去上海九院进修九个月的名额，神经内科的，机会很难得，院里推荐了我。下周一就走。”
周明宇愣住了，显然没料到话题会突然转到这上面。他皱起眉：“进修？九个月？怎么这么突然？之前没听你说啊。”
“通知也是刚下来的。”我淡淡地说，“机会难得，我不想错过。对职业发展有帮助。”
“那……那家里怎么办？”周明宇下意识地问，眉头皱得更紧，“九个月，太长了。你走了，谁做饭？谁收拾屋子？我妈年纪大了，总不能让她来伺候我吧？”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生活不便。
“家里你自理，或者请钟点工。”我说，“至于你妈，你不是刚给了她三万八吗？修房子应该够请人帮忙了，她也不用太辛苦。”我的话里听不出讽刺，只是陈述。
周明宇被噎了一下，脸色有些难看：“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去进修是好事，我支持。但家里的事总得安排好吧？九个月，不是九天！”
“我会安排好的。”我转身走向卧室，“今晚我收拾一下行李。”
“苏晚！”周明宇在身后叫了一声，语气带着不满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他似乎感觉到哪里不对劲，但具体又说不上来。毕竟，我没有吵没有闹，甚至还“上进”地去进修，他找不到发作的理由。
我没有回头。走进卧室，关上门。背靠着冰凉的门板，我才允许自己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演戏，也需要力气。我从衣柜深处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最大号的那个行李箱，打开。然后，我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
衣服、鞋子、护肤品、专业书籍、笔记本电脑……这些是明面上要带走的。然后，我打开梳妆台最下面的带锁抽屉。这里面，是我工作这些年，用自己奖金和积蓄陆续购买的一些金饰、玉镯，还有结婚时我母亲私下给我的几件陪嫁首饰，不算特别贵重，但每一件都有意义，是我在这个家里，仅存的、完全属于我个人的一点“私产”和底气。我一件件取出，用柔软的绒布包好，放进行李箱内层的夹袋里。接着，我走到书桌前，打开锁着的抽屉，拿出那个暗红色的文件夹。里面，是我们这套房子的购房合同、房产证、以及所有的缴费凭证。这套房子，首付是我父母出了一大半，周明宇家象征性出了五万，贷款是以我的公积金和工资为主贷人，婚后共同偿还。但房产证上，写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我抽出房产证，看了看，然后连同几份关键合同的复印件，一起放进了随身的通勤包里。原件，我留在了抽屉，但复印件的效力，在某些情况下，足够了。
做完这些，我环顾这间住了五年的卧室。熟悉的床，熟悉的衣柜，熟悉的他的气息。但此刻，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比的陌生和厌倦。这里不是我的港湾，是一个不断消耗我、索取我、却吝于给予尊重和平等的泥潭。
晚上，周明宇试图缓和气氛，主动提出帮我整理行李，被我婉拒了。他大概觉得我只是闹点小脾气，过几天就好，或者去了上海就会想家，并未真正放在心上。夜里，他睡得很沉。而我，几乎一夜未眠，听着窗外渐渐停歇的雨声，心里盘算着接下来的每一步。
第二天是周六。周明宇难得睡了个懒觉。我早早起来，像往常一样准备了简单的早餐。他起床后，看到我在厨房，似乎松了口气，以为事情过去了。吃完早饭，他说约了朋友打球，换了衣服就出门了。
听到门关上的声音，我放下手里的抹布。时间到了。
我首先走到入户门内的总电闸箱前，打开塑料盖板，找到控制整个屋子电路的总开关，轻轻向下一扳。“咔哒”一声轻响，屋内所有电器运行的嗡嗡声瞬间消失，陷入一片寂静。断电。然后，我回到卧室，最后检查了一遍行李箱，确认最重要的东西都已带好。我换上一身便于出行的衣服，拿出手机，叫了一辆网约车，目的地：高铁站。
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我再次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家。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因为断电，空调停了，屋里显得有些闷热。一切如常，却又一切都不再一样了。我拉开门，走了出去，反手轻轻关上。锁舌咔嗒合拢的声音，像一个小小的句点。
我没有直接去高铁站。而是先去了一家相熟的律师事务所，把我带出来的房产证复印件、购房合同、以及我记录的近年来周明宇多次未经商量将大额收入转给其父母的银行转账记录（有些是他手机忘关时我悄悄拍下的，有些是家庭账户的流水），交给了我的律师朋友。我和她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密谈，明确了我的诉求和接下来的法律步骤。然后，我才前往高铁站，踏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
列车飞驰，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并没有想象中的悲伤或不舍，只有一种巨大的、近乎虚脱的轻松，以及一种破釜沉舟后的坚定。我知道，风暴即将在身后掀起，但我已经不在风暴眼里了。
果然，下午，我的手机就开始疯狂震动。先是周明宇，电话一个接一个，微信语音和消息轰炸。起初是疑惑：“晚晚，家里怎么停电了？物业说就咱家跳闸了，闸推不上去，你是不是动电闸了？”然后是焦急：“你到上海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家里停电怎么回事啊？我晚上怎么过啊？”接着是恼怒：“苏晚！你什么意思？把我拉黑了？你把我妈给你的那个金戒指放哪儿了？我妈问起来我怎么交代？”最后是隐隐的恐慌：“晚晚，你别闹了行不行？到底怎么了？你说话啊！”
我一条都没回，直接设置了消息免打扰。然后，是我婆婆的电话，尖利的声音几乎要穿透听筒：“苏晚！你跑哪儿去了？啊？一声不吭就跑了？还把家里电给断了？你想冻死我儿子啊？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来！把我儿子的钱（指那三万八）还回来！还有我的戒指！不然我让你好看！”我平静地听完她的咆哮，挂断，拉黑。
周明宇的妹妹、弟弟，甚至一些平时不怎么联系的周家亲戚，也开始轮番打电话、发信息，有质问的，有“劝和”的，有指责我不懂事、不顾家的。我的手机像开了锅。但我一概不理。我只给我父母打了个电话，简单说明了情况（只说出差进修，时间较长，让他们放心），并告诉他们近期如果周家人联系他们，一律不用理会，我来处理。
周明宇找不到我，开始疯狂联系我的同事、朋友，甚至我们医院的领导，打听我的去向，言语间充满抱怨和对我“不负责任”的指控。我的律师朋友适时介入，给周明宇发了一份正式的律师函，阐明我因职业发展需要外出进修，期间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特别是房产）的使用、处置及可能涉及的婚内财产分割问题，需依法协商，在我授权律师介入前，任何单方处置行为均不被认可。同时，律师函附上了我提供的部分转账记录，暗示其存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用于非家庭共同开支的嫌疑。
这一下，周家彻底炸锅了。他们原本以为我只是耍小性子，吓唬一下，没想到我动了真格，不仅人走了，断了电（象征性地切断了对那个家的“供给”），带走了值钱首饰（我的个人财产），还握住了房产证这个要害（虽然只是复印件，但足以表明态度和法律准备），更请了律师！周明宇慌了，他可能第一次意识到，我不是在闹，而是在冷静地、有计划地抽身，并且有能力和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婆婆的哭骂变成了真正的恐慌，她大概终于明白，那个一直忍气吞声、被她儿子拿捏的儿媳妇，并不是真的软弱可欺。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世界清静了（拉黑了所有周家相关号码），而周明宇的世界想必是鸡飞狗跳。停电的家，无法交代的“失踪”妻子，虎视眈眈的律师函，亲戚邻居的议论，还有他母亲不断的施压和抱怨……够他受的。
我在上海安顿下来，投入紧张而充实的进修学习。新的环境，新的知识，新的同事，让我迅速从那段令人疲惫的婚姻情绪中抽离出来。我偶尔会想起周明宇和那个家，但不再有波澜，只有一种旁观者的冷静。我知道，九个月后，甚至不需要九个月，我必须回去面对一个结局。要么，周明宇能真正反思，拿出诚意彻底改变（可能性微乎其微）；要么，就是彻底的清算和分离。但无论如何，主动权，已经不在他手里了。
那三万八提成，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我对这段婚姻残存的最后一点幻想。而我的“进修”，不是逃避，是战略转移，是积蓄力量，更是给自己一个冷静的空间和时间，去思考，去准备，去拿回属于我的人生主导权。有时候，女人真正的反击，不是歇斯底里的吵闹，而是沉默的离开、冷静的切割、以及对自己未来毫不犹豫的投资。电闸拉下，带走首饰和房本复印件，不过是这场漫长战役中，几个清晰而有力的信号弹罢了。好戏，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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