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双雪涛小说《飞行家》《我的朋友安德烈》的电影相继上映，为我这个非东北人的东北影视认知版图增加了鲜活的新拼图。
《飞行家》《我的朋友安德烈》海报
对于多数非东北人，大家对那片黑土地最初的认知，很大一部分来自影视剧，毕竟影视是大众文化最主流的载体（之一）。从马大帅、范德彪的进城奇遇，刘能、谢广坤的斗嘴，到悬疑剧里冰天雪地的阴寒肃杀，再到《人世间》里“火一样爱着，人世间值得”……东北长久以来是一个由流动影像构建的、既熟悉又陌生的想象共同体，它豪爽、幽默、坚韧，也凌厉、苍凉、厚重。而今《飞行家》中的李明奇、《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安德烈这些新的银幕形象，试图在过往叙事之外寻找新的表达。
在此之前，东北文艺作品（特别是东北文学）的研究与解读，更多是东北本土创作者与研究者的“内行看门道”，他们流在血脉里的生存体验，使其得以精准捕捉文本中那些细微幽深的表达，让解读呈现出从内部生长出来的真切与厚重。但这并不意味着非东北人的“外行看热闹”全无意义，事实上，我们隔着屏幕观察这片黑土地的四季轮转、人情冷暖，形成的认知带着“旁观者”的疏离，却也因此跳出地域情感的裹挟，或能获得“旁观者清”的视角。
纵览当下主流东北影视，喜剧、犯罪悬疑、平民史诗构成了三大核心脉络，它们大多扎根于东北的过往岁月，在“共和国长子”的荣光与转型期的落寞中打捞故事。但这些主流叙事也有视角上的短板：“往后看，总回头”，我们对于这片土地的认知也容易因此停留在一种凝望过去时产生的、相对固化的印象之中。当新的故事试图勾勒不同轮廓时，我们是否能够摆脱固有的滤镜，看见一个更丰满、也更当下的东北？
三种主流的东北影像类型
在我国当代影视版图中，似乎没有哪一片区域能像东北这样，持续而密集地激发着创作者的叙事热情，成为类型多样、风格鲜明的“故事富矿”。当前，以东北为背景的故事逐渐沉淀出三条清晰的主流脉络：以方言与烟火气为底的炽热喜剧，以冰雪与废墟为舞台的冷峻罪案，以及以工厂与社会变迁为背景的温情平民史诗。
东北喜剧最先闯入全国观众视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赵本山、黄宏、高秀敏、巩汉林等演员，带着浓郁的东北腔调和鲜活的市井故事，以小品的形态登上春晚。从《打气儿》里那句带着辛酸的“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到《昨天今天明天》里“黑土白云”的妙语连珠，再到《卖拐》系列中荒诞又接地气的智趣博弈，东北小品以其短小精悍的体量、紧贴生活的题材和方言自带的喜感，迅速征服了亿万观众。春晚这个超级放大器让全国人民“发现”了东北人的幽默，也完成了一次高效的文化输出，东北方言成为一种公认的喜剧语言。
春晚一年一度，小品篇幅有限，观众对那片幽默黑土地的想象需要更广阔的承载空间。彼时是电视台的黄金时代，电视剧率先接过了接力棒。2002年播出的《东北一家人》系列，是春晚小品式的幽默成功转化为长篇叙事的典范。这部由英达执导的情景喜剧，将舞台完全置于一座东北城市（原型为长春）的大型国有企业家属区中，聚焦退休工人牛永贵一家的日常。退休老爹的牢骚、下岗儿子牛小伟眼高手低的折腾、家长里短的拌嘴争吵，就像一出出加长版的、沉浸式的生活小品。它捕捉了“工厂办社会”背景下的集体生活气息，将东北人“猫冬”时围炉唠嗑的叙事传统，无缝嵌入到每集的故事里，让东北以外的观众系统、细致地了解到东北城市平民生活的状态。
《东北一家人》剧照
之后就是以赵本山作品为代表的东北影视喜剧的辉煌时期，赵本山、高秀敏、范伟等人将他们深厚的喜剧功力，灌注到更长篇的电视剧创作中。《刘老根》系列，一个满脑子传统经验、讲人情世故的老农民，被抛进了需要现代商业规则和市场思维的创业浪潮中，碰撞中产生了大量喜剧的火花；《马大帅》中，范德彪这个“辽北狠人”，有着好高骛远又心地善良的复杂性格，他在困境中努力维持尊严、用乐观对抗沉重的精神状态，在多年后竟催生出“马学”，被观众反复解读；2006年开播、已经持续播出17季的《乡村爱情》系列，打造了一个生机勃勃的“象牙山宇宙”，刘能、赵四、谢广坤等人物，以鲜明又充满生活质感的性格，成为很多观众熟悉的“电子家人”……
时至今日，大银幕上的东北喜剧人依然势头强劲。以沈腾、马丽、贾冰、雷佳音、大鹏、乔杉、董宝石、李雪琴等为代表的一批东北演员，凭借其扎实的表演功底和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以自成一派的冷幽默与鲜活的生活质感，让“东北喜剧人”从一种地域标识，升华为广受认可的品质与风格代名词。
东北犯罪悬疑剧打破了我们对东北“只有幽默”的单一认知，让我看见这片黑土地阴寒、悲凉的另一面。
自2014年《白日焰火》在柏林电影节捧回金熊奖，将哈尔滨的冰雪与罪案以一种冷冽的诗意推向世界后，东北便仿佛成为犯罪悬疑题材的“天然摄影棚”。《无证之罪》《双探》《胆小鬼》《漫长的季节》《雪迷宫》《黑土无言》《驯鹿》等影视作品相继涌现，依托东北极端的地理环境与独特的历史遗迹，构建了一种独树一帜的“东北黑色美学”。
《白日焰火》剧照
东北是老工业基地，遗留的废弃工厂、矿井、家属楼，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充满未知角落，是犯罪悬疑剧中罪案发生的常见场景。东北的冬季，更是塑造悬疑氛围的核心元素。从视觉上看，皑皑白雪与鲜血、罪恶形成强烈反差，纯净的底色让每一个犯罪痕迹都格外醒目，极具冲击力。从探案行动与心理来看，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低温，漫长的白昼或无尽的黑夜，单一的色彩与寂静，以及厚重的衣物、呼出的白气、冻红的脸颊，都让探案者的行动艰难，持续消磨着人的心气。由此，寒冷是物理环境，也是一种精神状态的隐喻：真相被冰封、线索被掩埋、正义被迟滞，主人公的每一步追寻都浸染着一种在绝境中与天、与地、与时间赛跑的孤勇与悲怆。
这些年来，主流的年代剧也热衷于以东北为背景。从《人世间》《父辈的荣耀》到《我们的日子》《南来北往》《老舅》，一系列时间跨度长达十数或数十年的剧集，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东北作为叙事背景。
年代剧的创作核心，在于展现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起伏变迁，其情感根基是人与人之间在剧烈社会变革中形成的相互依偎、抱团取暖的深厚情谊。东北这片土地上由“工厂办社会”的集体生活淬炼出的紧密人情网络，承载了这种对“家”的扩大化理解和对共同体命运的关注，为年代剧的创作提供了近乎完美的情感模型。比如《人世间》中的“光片区”，居民主体为机械厂、木材厂、酱油厂等国企职工及家属，工作场所与生活空间高度重叠，“上班是同事、下班是邻居”，以周秉昆为核心的“六小君子”团体，数十年的友情贯穿全剧，接近于没有血缘的“家人”；《父辈的荣耀》中，林场工队长顾长山家庭本已拮据，却毅然收养多个孤儿，而工友们得知后，纷纷送钱送物、轮流帮衬……
《人世间》剧照
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经历了从计划经济的辉煌顶点到市场转型的阵痛低谷，其命运本身的巨大跌宕，为年代剧提供了天然的戏剧张力。剧烈的变迁让剧中人物的情义与坚守显得尤为可贵，而主人公没有被苦难击垮，而是在挣扎中愈发凸显出东北人骨子里的坚韧、乐观与担当，这进一步契合年代剧“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的追求。
从“共和国长子”到“落寞者”
喜剧、犯罪悬疑与平民史诗，看似风格迥异，也分享着同一片深刻而广阔的历史地基：东北从“共和国长子”的荣耀顶峰，到经历时代转型阵痛的深沉跌宕。这段浓缩了国家工业崛起、集体生活记忆与社会转型阵痛的独特历史，赋予这片土地无与伦比的叙事矿藏。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重工业成为国家工业化的核心。东北凭借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与工业基础，扛起了“共和国长子”的重任，东北是全国工业实力最雄厚的区域。经济的繁荣催生了“以厂为市”的社会结构，工人们拥有稳定的工作、优厚的待遇与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比如《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一辈子以桦钢为荣，他一度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儿子子承父业，延续工厂的荣光。
《漫长的季节》剧照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代计划经济，东北的很多国有企业暴露出不足：缺乏市场竞争意识与创新动力；产业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极差；“工厂办社会”的模式，让企业背负了沉重的社会负担，难以轻装上阵……1997年至2002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全国展开，国有单位职工减少3000多万人，东北遭遇的冲击最为强烈，每年有上百万工人下岗，无数家庭的生活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铁饭碗”被打破，骄傲的“领导阶级”沦为社会边缘群体，他们不得不放下身段，从事摆摊、修锁、蹬三轮车等底层工作谋生。
这场时代阵痛，深刻影响了东北影视的创作风格，让喜剧、悬疑、史诗三类影像都带上了浓厚的时代印记，也赋予它们更加鲜明的特点。
东北的很多喜剧作品，有着悲凉的底蕴，比如《耳朵大有福》。即便是像《刘老根》《马大帅》这样与下岗潮无直接关联、以欢笑为表层的作品，其内核也浸染着一层乐天背后的隐隐悲凉。人物面对生活变故与时代浪潮时，展现出一种近乎本能的坚韧与幽默，但他们的“乐呵”是巨大压力下苦中作乐，根植于对命运无常的深切体认，笑中常带涩意。
东北的喜剧性经常渗透到其他类型的东北叙事中，亦保留悲凉底色。《漫长的季节》中的龚彪、玩世不恭、夸夸其谈的喜剧外壳，包裹着下岗潮带来的失意、人生规划的落空以及中年生活的困顿，有着挥之不去的挫败感。这是东北喜剧的特殊性所在：它的笑常常带着工业的铁锈味，与一段集体的失落记忆紧紧相连。
至于东北背景的犯罪悬疑剧，下岗潮对这一类型的影响就更为直接且直观。当稳定的生活被打破，无数工人从荣光中跌落，陷入生存绝境，这种巨大的落差，催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悬疑的钩子所牵引出的，不仅是扑朔迷离的案情，也是一代人失落的精神世界、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个体命运，以及过往历史在今日投下的沉重阴影。譬如《平原上的火焰》，连环出租车司机遇害案背后正是下岗潮引发的治安动荡，刑警蒋不凡为破案假扮司机诱凶，最终因一场时代背景下的误会酿成悲剧，也彻底改写了李守廉父女的命运。
年代剧里的东北平民史诗尤其能够引发共鸣，同样是因为这片土地所经历的转折变迁与命运落差最为剧烈和典型。从“共和国长子”的集体荣光与自豪，到转型期“失落者”的集体阵痛与迷茫，这种剧烈的冲突与对比，为讲述普通家庭在时代洪流中的浮沉故事，提供了最富戏剧张力的背景和最深厚的情感土壤。
《漫长的季节》中，千帆过尽，王响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往前看，别回头”，事实上，一个非东北人眼中的东北影视剧正好与之相反，它们普遍是“往后看，总回头”。对历史的不断回望与挖掘、对集体记忆的执着凝视，赋予了东北影视作品独特的厚度与深度，让喜剧的幽默、悬疑的冷冽与史诗的温情，都扎根于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土壤之中，避免了轻飘与悬浮，东北影视的生命力正在于不抛弃、不遗忘自己的来路。
《漫长的季节》剧照
但不必讳言，扎堆的同题材作品，也让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审美疲劳，甚至形成某种条件反射式的归因。似乎一切东北故事的底色，都可以简单地归结于那段转型的阵痛，一切人物的命运起伏，都笼罩在“下岗”这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之下。这种高度的类型化与符号化，在建立起鲜明标识的同时，也压缩了叙事更丰富的可能性。
更深层地看，下岗潮带来的时代创伤，在东北喜剧与年代剧中，往往被转化为一种坚韧的“好人哲学”，在具体叙事中，它体现为一种极具忍耐力与承受力的生存智慧。无论是《人世间》里周秉昆的“觉得苦吗？自己嚼嚼咽了”，还是众多剧中人物面对不公与磨难时的默默承受，都展现了一种惊人的包容与消化苦难的能力。这固然彰显了人性的坚韧与温暖，但其内核多少是一种被动的韧性——是对宏大时代与不可抗力的顺从与接纳，是个体在洪流中努力维持尊严与体面的一种方式。
《人世间》剧照
在东北犯罪悬疑剧中，对真相的执着追寻，往往呈现出一种“被困住”的状态。无论是《无证之罪》中漫长的较量，《平原上的火焰》里绵延多年的追寻，还是《胆小鬼》中走不出的青春阴影，其核心驱动力固然是寻求答案，但过程本身却强化了人物的无力感与时代的压迫感。它们继承了“伤痕文学”的某种特质，在控诉与批判的同时，弥漫着难以驱散的压抑与悲凉，最终凸显的仍是时代巨轮下个体的渺小与命运的微茫。
这并非意味着这些作品不好，这些特质本身构成了东北叙事打动人心的重要力量。只是，对于非东北地域的观众而言，接触到的东北影像过于集中于这两种面向——要么是默默吞咽苦难的坚韧“好人”，要么是笼罩在历史冰霜下无力挣脱的“困兽”，影像中的东北在忍耐与颓唐的两种张力之间被反复勾勒，其更复杂、多元乃至正在发生的生机与新貌，尚需更多元的作品去展现与填补。
“也回头，往前看”
喜剧、犯罪悬疑、平民史诗这三种主流类型之外，东北影像也偶有挣脱桎梏的例外，近两年愈发成为一种现象。我称之为“也回头，向前看”。这些作品“也回头”，它们深深回望那片土地的历史与创伤，但目光却蕴含着不同的指向——一种在“忍耐”与“颓唐”的沉重两极之间，试图挣脱地心引力的、飘逸的、理想的、乃至浪漫的可能性，这为东北叙事注入了新的美学维度与精神向度。
2010年的《钢的琴》中是最早的“例外”之一。“造琴”固然源于陈桂林争夺女儿抚养权的现实逼迫，是一个走投无路下的被动选择，但其过程却远远超越了功利目的。工友们重新聚集在废弃的厂房，拾起生锈的工具，让钢花再次飞溅时，他们修复的也是被时代否决的尊严、被现实拆散的集体荣誉，以及那份几乎被遗忘的、用双手创造价值的激情。
去年上映的电影《刺猬》，王战团指挥刺猬过马路、插葱学飞、反复诘问“不应该啊”，构成了对一套僵化、虚伪的“理性”与“正常”秩序的持续反抗。他被“卡住”了，最终被关进精神病院。但他反复告诉周正“你没病”，教会他坚守自我，在周正被规训力量压迫时，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支撑。王战团或许终其一生都未能挣脱禁锢，却为下一代劈开了一条“不被卡住”的道路。
《刺猬》剧照
《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安德烈与王战团共享着某种精神血缘：他们都与周遭的“正常”世界格格不入，以诚实的方式守护着内心的信念。安德烈反抗孙老师篡改分数、剥夺好友李默留学名额的不公行为，用大字报揭露真相，哪怕因此遭到学校退学，父亲毒打，也拒不道歉……当成年李默在回乡奔丧途中，那些被尘封的记忆被逐一唤醒，这场“重逢”帮助那个被困住的李默修复创伤，也让安德烈的精神真正成为李默的某一个部分。
少年安德烈
《飞行家》是《钢的琴》之后，在叙事完成度、情感穿透力与时代隐喻层面完成度最高的佳作。李明奇延续了父亲的热爱，他也有飞行梦，但父亲在动荡十年里的悲惨遭遇，让他多少懂得了何为务实，特别是在一次因自己试飞失误、导致小舅子高旭光被炸断手指后，沉重的负疚感让他将飞翔的渴望锁进了心底，选择用脚踏实地的经营去弥补过错、扛起责任。之后，他人生中两次关键的飞行表面看都是被生活所迫的无奈之举：一次是在下岗潮中，为了给自家舞厅招揽生意，驾驶热气球撒传单；另一次是为了筹集内侄手术费，身贴广告，从电视塔上冒险跳下。
《飞行家》中的李明奇
但其实，李明奇“被迫”之下深藏的主动性。“飞”的冲动从未熄灭，它一直在蛰伏、在准备：他将降落伞飞行器都收拾起来了，他与外国友人交流时认识到技术差距时隐藏不住的失落不甘，他酒后畅谈俄罗斯宇航员时的热忱……他从来未曾忘记：“人一旦到达这个高度，视野就变了，视野变了，想法就跟着变了，想法一旦变了，这世界就彻底变了。”当生活将他逼到那个绝境时，那积累了半生的、对高度与飞翔的渴望，终于找到了一个爆发的出口。而东北式的人情温暖，也成为他飞翔的底气：妻子高雅风始终是他的后盾；工友们纷纷伸出援手，帮他筹措零件、搭建设备……在结构性的困境面前，个体或许无法逆转时代洪流，却能守住内心的底线与对热爱的执着，在互助与坚守中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共同体。“也回头，向前看”，“相信科学、相信自己、我不撒谎”的历史回望，成为支撑前行的力量。
可以说，《钢的琴》《刺猬》《我的朋友安德烈》《飞行家》这批作品，依然“往后看”，深情或痛苦地凝视着父辈的创伤、时代的转型与集体的失落，但它们也试图在历史的冻土上，开掘出不同质地的精神资源：《钢的琴》是集体尊严的诗意再造，《刺猬》《我的朋友安德烈》是异端个体的精神传承，《飞行家》是“视野改变思想”“相信科学，相信自己”……这种“向前看”，不是遗忘过去的盲目乐观，也不是成为“人尖儿”的世俗成功学，而是在认清历史与现实的全部重量后，依然选择并实践某种“向上”的生命姿态——无论是创造、反抗、铭记，还是飞行。
当然了，不论是何种形态的“往后看”，当前的东北在影视剧中的形象是模糊的。寻求突围与再振兴的东北人，他们的故事在哪里？那些不再仅仅以“工业基地”或“乡土社会”为单一标签的东北面貌，是怎样的？此时此刻东北的复杂与生机远非《乡村爱情》后续作品中那种趋于标签化、样板式的“新农村”所能概括。
因此，在“往后看，总回头”的深情凝视与“也回头，往前看”的精神飞扬之外，东北影像的未来也在呼唤一种更直接、更敏锐的“向当下看”。唯有如此，我们对那片黑土地的认知拼图，才能既保有历史的深沉厚度，也闪烁着属于此刻的、鲜活的光泽。
曾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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