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的一个凌晨，北京中南海笼在薄雾里，几盏廊灯橘黄。毛泽东伏案整夜，最后把一封电报轻轻折起。电报来自长沙，上款写着“开智兄顿首”，寥寥数语，却让他眉峰深锁。
电报里，杨开智谈到家中近况，也试探性地提出一桩请求：希望能来京任职，既照看母亲，也方便与外甥毛岸英、毛岸青团聚。字句客气，却藏着失女之痛与思亲之切。
毛泽东放下电报，窗外露水顺瓦檐而落，滴声清脆。他揉了揉眼，脑海不可抑制地浮现1920年冬天的雪夜——恩师杨昌济病榻前，语气恳切地将女儿杨开慧托付给自己；又想起1931年那封写满血泪的家书，“开慧牺牲，百身莫赎。”往昔画面一桩桩铺陈而来。
杨家之情，比山还重。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能在北大图书馆谋得生计，是杨昌济奔走所赐；学术道路与革命信念的启蒙，同样离不开这位品学兼优的湖南老乡。也正是在杨家小院，毛泽东与杨开慧确立终身。若论私谊，杨家有恩，毛泽东心知肚明。
然而，国家刚诞生不久，百废俱兴。建国初年，求调京城的信件雪片一般飞来：有同乡，有旧部，也有远亲。毛泽东一贯的回绝话很简单：“不要来北京。”不能开这个口子，这是底线。想起自己曾对中南海值班员说过的一句话：“中央领导人的亲属，不得特殊化。”杨开智这封信，却让他犹豫良久。
对答该怎样措辞？他想起杨开智的坎坷：妹妹牺牲时，杨开智冒死奔走；外甥三兄弟流落长沙，亦是大舅子护送进上海地下党手中；而独女杨展，1941年于华北抗敌阵地壮烈殉国，年仅二十一岁。烈火里炼出的骨肉情，任何语言都显沉重。毛泽东叼起烟，一口接一口，只余忽明忽暗的火点。
最后，他还是提笔。信中字迹有些凌乱，但意思明白：工作留在湖南，由省委统筹；生活若有困难，可向组织说明；八年前杨展已牺牲，望节哀。全文不足两百字，却句句含泪。最难的一句只有七字——“不要来京”，像石头落地，掷地有声。
电报送出第三天，毛泽东把自己的全部稿费收入又划出一份，交秘书汇去长沙。嘱咐的只有一句：“老夫人年迈，务必按月寄达，别误。”自1935年他第一次寄款给杨母起，这份心意便从未间断，直到1962年老人辞世。
收到回信的杨开智，两眼红肿。妻子劝他：“润之也是难处。”杨开智沉默良久，只说一句：“革命，不是做买卖。”此后，他把全部精力投进湖南茶叶改良。湘西多山，土地瘠薄，茶树却耐贫瘠。几年下来，茶叶推广开了，穷困户多了门生计。湖南省革委会向北京递交简报时，毛泽东批示：“此人能干，好好用。”
1956年初夏，毛岸英奉父亲嘱托回长沙探外祖母。小院竹影婆娑，老人拄杖迎出，见到外孙，嘴唇颤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彼时毛岸英已是志愿军回国功臣，他俯身搀扶外婆，只轻声唤道：“外婆，我回来了。”简短的对话，却让院里所有人鼻酸。
长沙解放后，杨家从未被优待特批。杨开智履职省茶司副经理、茶叶管理处副主任，任免手续都按常规审批。他自知背景敏感，常说“我姓杨，不姓毛”，外出调研住农舍，吃的是包谷饭，行李里总带着妹妹与女儿的遗像。有人好奇，他摆摆手：“每天看看，省得忘本。”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的噩耗传来，紧接着周总理、朱老总相继离去。此时已七十八岁的杨开智拖着病体赴京，想见一见病中的毛泽东。抵京后，他在长安街下的旅馆等消息，日日守着电话。一个月后，工作人员含泪相告：“主席身体欠安，暂不接见。”杨开智留下照片与书信，悄然返湘。谁也没想到，这竟成永别。
9月9日凌晨，电波传出噩耗。湖南静夜无风，杨开智靠在藤椅上，双唇颤抖，他摸出那张合影，轻声呢喃：“开慧，这次我没能再见到你丈夫。”泪水渗进皱纹，谁也不忍拭去。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农科青年，到此刻才真正明白“公而忘私”四字的重量。
1982年秋，杨开智与世长辞。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送到妹妹、女儿长眠的山岗。临终前，他对身边人说：“替我谢谢毛主席，替我谢谢党。”短短一句，似乎把半生的困顿、感激、惆怅，一并封存。
这段往事，在浩瀚史册中只是几页，却足见那一代人的坚守：情义可以深如大海，原则却重逾千钧。毛泽东守住了“公”，杨开智成全了“义”，而杨家祖孙三代的血与泪，最终融进那块新生土地的沃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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