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北京大学林业楼的一间教室里，窗外梧桐叶正黄。不少年轻面孔围住一位中年学者，请他把“世界银行副行长”的名片签在《中国农村改革》扉页。有人低声感叹：“这位老师，竟然当年是金门的连长，还游泳游回来的。”人群顿时安静，目光里透着难以置信。三十年前的那场暗夜渡海，已被岁月压缩成一句传奇，却足以让每个听者发愣——从蒋经国亲自接待的台湾“十大杰青”，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首席智囊，跨度太大，情节太猛。

把时间拨回至1979年5月16日深夜，金门马山的海面漆黑，海浪带着咸腥味拍岸。27岁的上尉连长林正义抱着两只篮球，盯着厦门方向的微光，脑中闪过一句诗——“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他低声自语：“只有一个中国。”说完这句话，他脱下军靴，扑通一声扎进海峡。2500米的夜海，海水刺骨；篮球成了临时漂浮器；背后的哨所警灯来回扫射。没人知道这位“明星军官”已经下定决心让旧身份沉入海底。

一年前，他还意气风发地站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接受蒋经国颁奖。那一年，26岁的林正义刚拿下台湾首批MBA，还是“十大杰出青年”。按常理，他会一路扶摇直上，至少稳坐军中高层。然而1978年秋的某个夜晚，他透过收音机第一次听到“改革开放”四个字，之后便像中了魔。金门与厦门隔海不到三公里，电波穿过浪花，把对岸的新闻送进他的帐篷。那台半导体成了禁书；也成了催促他行动的闹钟。

游到厦门后，他在渔民的斗笠船上蜷缩了一个黎明。身份、军衔、学位统统作废；新的名字必须马上想好。“毅夫”二字，是他边颤抖边写下的。后来他解释，“毅”是决绝的勇，“夫”是任重道远。巧合也好，自省也罢，从那刻起“林正义”只活在旧档案里。

抵达北京之前，他在福建农村隐居数月，学习方言，研究土地承包政策。1979年底，他被允许进北京大学经济系旁听。彼时北大校园正弥漫“春天的故事”般的兴奋。林毅夫的笔记本上，一页接一页写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讨论。晚自习散场后，他会对自己低声复习：“大陆经济潜力巨大，但路径需要证据。”

1980年3月，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来到北大演讲。系里临时找人翻译，林毅夫的英语一口气说了一小时，没打草稿。舒尔茨临别时拍拍他的肩膀：“Young man，Chicago is waiting for you.”一句玩笑，成了命运的暗号。1982年夏天，林毅夫拿着仅有的四百美元，登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芝加哥大学的艰苦岁月。那段日子，他用公用电话卡跟妻子陈云英通话：“书桌旁的夜灯，有时比哨所探照灯更刺眼。”最漫长的黑夜，都被论文数据与农村样本填满。

1986年，他成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又去耶鲁做博士后。只是一年后，很多同门突然发现他消失了——原来，他买了单程机票飞回北京。有人难以理解，耶鲁、华尔街、硅谷都向他招手，他却执意回到当时还不够繁华的中关村。他只说：“不回来，论文只是纸；回来，论文可以变成粮食。”

1987年至1994年，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他日夜走访陕西、安徽、江苏等试点县，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这些新词一遍遍印在调研报告上。一次讨论会上，年轻研究员问他为什么总盯着农村，他举起手中茶杯：“中国人口七成在乡下，村子问题解决了，大城市会轻松得多。”质朴的一句话，后来写进无数文件的前言。

199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挂牌，“办公室只有两间破旧教室”。林毅夫笑称：“至少没有海风吹进来。”在那栋老楼里，他发布了城乡二元结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一系列政策建议，被媒体称为“三农的灯塔”。有意思的是，很多学生至今能背出他的口头禅：“学者的战场是书桌，武器是数据，不是姿态。”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2002年5月，林毅夫的父亲病逝台湾。台北机场海关的红章，挡住了他的归途。夜半，他在北京住所临时设灵堂，望着黑白遗像沉默良久。陈云英握着他的手，小声安慰：“爸知道你没忘家。”那一夜，他的钱包里又多塞进一张母亲留下的旧台币。直到今天，那张纸币仍在。

2008年6月，世界银行宣布林毅夫出任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总部大楼第一次挂上来自中国的名字，一些外媒惊呼“破天荒”。上任仪式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发邮件给北大同事：“在外面走得再远，笔记本还得写中文。”

四年任期结束，他回到燕园继续讲课。一次课堂上，有学生追问当年夜游海峡的细节，他笑而不答，只说：“身子冷一点没什么，可别让脑子冷。”讲台下掌声稀稀拉拉，更多的是肃然。

如今，林毅夫依旧早晨八点准时踏入研究所。墙上挂着一张旧照片：军校毕业典礼上，他正敬礼，肩章在阳光下闪亮。旁边贴着一行小字——“从军人到学者，变的是制服，不变的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