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也就是日本准备举白旗投降的前几天。
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瞅着当下的局势，嘴里蹦出一句让人心里发凉的话。
他嘀咕道：“要是美军真的冲上海滩，这帮台湾人会不会立马反水，在背后捅皇军一刀？
说实话，我压根没胆量相信他们会跟我们一条心。”
这话乍一听像是庸人自扰，可细琢磨，简直是对日本殖民者最大的讽刺。
别忘了，从1895年他们强占台湾算起，日历已经翻过了整整五十年。
半个世纪啊，这帮人在岛上又是推行“皇民化”，又是搞“同化”，学校盖了一堆，铁路也铺了不少。
按他们的算盘，早该调教出一批死心塌地的“顺民”了。
怎么到了生死关头，这帮统治者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五十年的功夫，全白费了？
这笔烂账，得从日本人那套“经营算盘”开始翻。
不少人以为殖民就是明火执仗地抢东西。
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日本控制台湾，用的是一套把你算计到骨头里的“榨取机器”。
这台机器有三个要把你锁死的扣子：洗你的脑（教育），掏你的兜（经济），捆你的手（武力）。
先瞅瞅教育这块。
日本人心里门儿清，想让台湾人乖乖当牛做马，不教点东西不行，毕竟工厂流水线需要认字的苦力；可教多了更不行，脑瓜子灵光了就得造反。
这个火候怎么掌握？
他们搞出个贼精明的“双轨制”。
同样是背书包上学，日本孩子进“小学校”，台湾娃子进“公学校”。
名头看着差不多，里头的待遇可是天差地别。
1938年有笔明白账：小学校里的孩子，人均能摊上50块钱经费；公学校里的？
只有25块。
连人家一半都不到。
钱给得少，学出来的东西自然也就那样。
在公学校混完六年，识字水平还赶不上人家小学校五年级的。
最损的是升学这道坎。
你想接着往上读？
对不起，那是给日本人留的道。
还是拿1938年来说，全台湾想考中学的男学生里，台湾籍的有5248人，最后只要了724个；反观日本学生，报名的1925人里，居然录取了1266个。
等到了大学阶段，这比例更是没法看。
这背后的心思冷酷得很：让你上学，是为了让你听懂日语指令，能看懂机器说明书，老老实实干活，可不是为了让你当科学家、大律师或者名医生的。
一旦发现哪个台湾学生脑子好使，成绩拔尖，立马给你扣个“思想危险”的大帽子，把你拒之门外。
说白了，这种教育压根就没想收买人心。
台湾人心里跟明镜似的：任凭我把书读烂了，在这套规则里，我也就是个二等货色。
脑子既然锁不住，那就对钱包下手。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算的经济账，比葛朗台还精。
咱们就看那口大米。
从1895年混到1935年，台湾大米的平均市价从每石3块钱飙到了21块多，翻了六倍还要拐个弯。
东西贵了，工钱涨没涨？
1935年，台湾工人的平均薪水是1.19元。
这个数，跟几十年前比起来，简直就是原地踏步。
换句话说，台湾人活干得越来越重，日子却越过越紧巴。
更让人憋屈的是“看人下菜碟”。
干一样的活，只要你是日本人，拿钱就多；你是台湾人，就得忍着低薪。
查查1922年的底档就知道，在台北市干同一个工种，日本工人的进项普遍比台湾工人高出一倍不止。
要是碰上染色工这种要技术的活，能高出两倍去。
你要是是个种地的，那日子更没法过。
种甘蔗的蔗农，名义上是自由身，实际上跟签了卖身契差不多。
日本糖厂在地上画了个圈，叫“原料采集区”。
只要你住这圈里，地里的甘蔗就只能卖给这一家厂子。
给多少钱？
糖厂说了算。
秤给得够不够？
还是糖厂说了算。
你想换个东西种？
门都没有，你还欠着糖厂的预付款呢，不种甘蔗拿什么还？
这就是个解不开的死扣。
你越忙活，越穷；越穷，就越离不开糖厂。
至于那些种咖啡的，惨到连想出个门都得求爷爷告奶奶办“特许”，整个人都被死死钉在了土地上。
这时候你肯定纳闷：都被欺负成这样了，咋不干他？
哪能不干啊。
可日本人早就备好了第三招——那是真刀真枪的武力镇压，下手黑着呢。
最血腥的一笔债，算在了高山族同胞的头上。
高山族住的大山，占了台湾一半的地盘，那儿全是森林、樟脑和矿产。
在日本人眼里，那根本不是谁的家，那是漫山遍野的钞票。
1896年，那个叫小野遵的民政局长话说得赤裸裸：“台湾将来的那点油水，全在番地里头。”
为了抢这些宝贝，日本人把警戒线硬往深山里推，拉电网，收猎枪，简直是把人往绝路上逼。
1910年，总督佐久间左马太搞了个丧心病狂的“五年计划”，砸进去1600多万，调动了一万多军警。
结果咋样？
把高山族同胞打死打伤了一万一千多。
这哪是治理啊，这就是明晃晃的屠杀。
为了盯死幸存下来的人，日本人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警察网，平均每20个高山族同胞背后，就戳着一个警察。
这帮警察在山里就是土霸王，克扣工钱、欺男霸女那都是家常便饭。
老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这话在台湾应验了整整五十年。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响：把你打服了，饿瘦了，再把脑子洗了，你就老实了。
可结果呢？
恰恰相反。
从1895年开始，台湾人的反抗火种就没灭过。
起初是硬碰硬。
像林少猫、简大狮、柯铁这些硬汉，利用山里的地形跟日本人打游击。
虽说最后大多壮烈了，但也崩掉了日本人好几颗牙，让他们付出了惨痛代价。
到了上世纪20年代，林献堂这帮人带头，搞了15次请愿，非要设个“台湾议会”。
虽说回回都被日本人驳回来，但这一下下就像扇在殖民政府脸上的耳光，让所有台湾人都看清了那个所谓的“法治”是个什么烂货色。
等到1930年，憋了太久的火终于炸了。
这就是轰动世界的“雾社起义”。
10月27日，忍无可忍的高山族同胞端了警察所，宰了一百多个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日本人。
日本人这回彻底急眼了，调大军，甚至连飞机都派出来了，往山里扔毒气弹。
雾社起义虽然败了，但它彻底戳穿了日本人所谓“理番成功”的鬼话。
它证明了一件事：哪怕你收缴了枪支，卡死了经济，甚至逼着他们改名换姓说日语，你也永远征服不了这颗心。
到了二战后半段，日本人彻底疯了。
他们开始搞那个癫狂的“皇民化运动”。
不许说中国话，不许拜自家祖宗，非得去拜那个什么“天照大神”。
买张火车票要是不会飙两句日语，直接被吼一声“滚蛋”。
更缺德的是，还要抓台湾壮丁去当“军夫”，送上前线当炮灰。
表面上看，这会儿似乎是日本统治最“稳当”的时候，满大街都是穿和服、讲日语的人。
可安藤利吉最后那句感慨，就是这么来的。
这种“稳当”，是靠刺刀尖和吓唬人撑起来的。
一旦刺刀折了，恐惧散了，剩下来的，就是这五十年积攒下来的、刻进骨头里的仇。
1945年，日本投降。
那座精心设计、处处透着算计的殖民大厦，哗啦一下全塌了。
历史给出了答案：你可以用枪杆子逼人低头，但你永远没法用枪杆子逼人敬你。
所有的欺压，到头来都变成了侵略者给自己挖的坟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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