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28日夜幕刚落，朝鲜中部的五圣山群依旧被炮火映得通红。志愿军12军31师正在换防，那条蜿蜒崎岖的山路被炮弹掀得坑洼不平，8连4班的十几名官兵踩着余温尚在的碎石往前线赶。谁都明白，这趟调动意味着要顶在最危险的尖端——9号高地，也就是美军地图上标出的“E573”。
从师部卫生队一路走来，4班见过不少牺牲者，但真正踏上9号高地那一刻，心里还是被震住：坡面上横七竖八的敌尸、残臂与散落的钢盔把土地完全遮住，空气里弥漫着硝烟混杂的血腥味。15军的前任守军已经鏖战三周，阵地几乎被削平，只剩一些深浅不一的弹坑。巡查完环境，班长孙文起皱着眉头低声说：“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天一亮美军炮群准时招呼。”
想挖新战壕必须先把尸体挪走，可前线推土机早被炸毁，铁锹又有限。副班长蔡兴海掂了掂脚下松动的泥土，忽然冒出一句：“干脆把这些东西当沙包垒，省劲还结实。”一句话把不少战士吓了一跳。小郭犹豫地嘟囔：“用死人……能行？”孙文起没急着拍板，他先叫警戒哨密切注意美军动向，然后对蔡兴海点头：“说干就干，快。”
夜风很冷，手电光斑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晃动。4班按体重和力气分成三组，两人一组搬运敌尸，另外几人负责掘土、就地取材。蔡兴海挑那些肌肉尚未腐败、肢体完整的尸体，当作“主料”；再用山石与冻土填缝，把高约一米六的半环形工事封死后侧缺口。有人掩鼻干呕，有人咬紧牙关不吭声。忙到拂晓，临时防护墙初成，枪眼用美军背包硬塞出射击口，火控死角基本覆盖。虽谈不上精致，但它确实能挡住榴弹破片。
11月2日清晨六时，美第7师炮兵准时开火，炮弹在高地前缘刮出一道火幕。对方惯用“炮火——航空——冲击”三段式进攻，这一天也不例外。几架F-84沿着山脊俯冲扫射，机炮弹在尸墙外爆得稀烂，却没撼动那圈人肉与石条混合的屏障。孙文起从射击口望去，只见美军步兵压着坦克爬坡。无线电话已经被轰断，他用手势下令：前排压制，后排留火力。
短促的枪声、爆豆般的手榴弹此起彼伏。敌人一次次尝试靠近，死尸、石块与泥土形成的障碍让他们难以匍匐，暴露面积随即放大。蔡兴海抓住空隙，带两名机枪手利用侧翼弹坑，从三十米处斜插过去，对敌侧后开火，把第一波冲锋硬生生撕碎。短暂对峙后，美军回援炮火再次覆盖，尸墙被炸出豁口，碎肉泥浆溅得脸颊生疼。孙文起喊了一声：“别愣着，填！”两名通信兵拖来新的敌尸堵上缺口，又朝上面拍泥拍石，一切都像在修河堤。
傍晚，敌人调来一个连队企图夜袭。上甘岭高差不过二百余米，但夜战比白天更难。4班把缴获的照明弹与手雷捆成串，投到斜坡。亮光乍现，敌影一片，重机枪一泻千里。对方没想到志愿军火力依旧旺盛，只得后撤。此时，4班仅三人被弹片划伤，战斗力几乎没减。蔡兴海握住受伤战士的肩，咧嘴笑：“咱这墙，挺灵。”
11月5日凌晨三点，美军开始第七次冲击，这是自上甘岭战役打响以来他们投入火力最集中的一次。一小时内，约两千发炮弹砸向9号高地，山岩被削成焦黑碎块。炮击后，敌坦克顶着探照灯缓缓前推。4班出动最后一支反坦克组，两枚苏制RPG-43掷弹炸瘫了先头坦克履带。结果，坦克自转堵住坡道，把后续车辆卡死，直接乱了敌军队形。
利用这难得的空当，孙文起指挥全班纵深疏散，只留两人假装火力点吸引注意。敌人误判守军所剩无几，尝试集结突入。就在他们涌到尸墙前，地雷绊发、爆破筒齐响，黝黑的夜色里接连升起火团。美军再度后退，9号高地依旧牢牢在握。天亮后，志愿军炮兵和15军预备队赶到，战局终于稳住。
战斗统计在7日结束，军部通报：8连4班在四昼夜里抗击美军七次冲锋，毙伤敌四百余人，全班十三人仅三人轻伤，无一人失踪。这份战报迅速在前线传开，大家既佩服他们的勇敢，也对那道“尸墙”议论纷纷。有人说残忍，可在炮火地狱里，没有时间让人细想生与死的哲学。挡住敌弹、保存自己，才有力量完成任务——这就是最朴素的战场逻辑。
值得一提的是，4班的做法后来被写入12军内部总结，称为“就地取材加强前沿防御”。军中老兵私下里则给它起了个更直白的外号：“血肉长城”。它并未成为官方教科书的固定战例，但却在不少老兵回忆里反复出现。因为它提醒人们，战场最可畏的从来不是钢铁，而是人在绝境中爆发出的求生意志。
战后授奖时，团部只给4班记了集体一等功，孙文起、蔡兴海等五人个人二等功。消息传来，老人们只是相互拍了拍肩：“还好都在。”那堵临时修出的墙随后被工程连拆除掩埋，连同无数无名者的尸体一起葬进了山坡。11月25日，志愿军反攻成功，彻底稳住了上甘岭方向的防线。9号高地虽小，却在那年寒冬贡献了举足轻重的一环。
六十多年过去，资料堆里还能找到4班的战斗报告，上面密密麻麻的弹药消耗数字，侧面映射着当时火力焦灼的程度。若再细看那些批示，会发现首长在末尾留下一句批注：“此为困局中之活法，临战可酌情运用，非战时请慎。”这句话的背后，既有战术肯定，也有对生命的敬畏与无奈——这是战争年代常见却沉重的两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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