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12日，香港启德机场雨意未歇，一位满头银丝的老人推着深色行李车，她就是74岁的傅涯。对她而言，这趟从香港转飞台北的航班，早就不仅仅是一段旅程，而是一场跨越四十余年的亲情追索。

航班起飞前，她把一本旧日记轻轻放进随身包，那是陈赓1946年在晋冀鲁豫留下的手迹。“万一回不来，可不能让它丢了。”一句半玩笑般的嘱咐，道出了她的谨慎。旁人笑她小题大做，可岁月催人老，任何细微准备都多一分安心。

飞机两个小时后穿出云层，台湾岛的轮廓在舷窗下铺展开来。此刻距离1949年秋天她与父母挥泪道别，整整过去了四十三年。那年傅涯31岁，随华东野战军南下，父母却辗转去了台湾，天各一方，无从通信。

思绪再往前跳到1961年3月16日，上海长海医院。陈赓大将指着温度计，同她打趣：“快记住，我可能交不了班了。”一句略带调侃的告别，让病房里的灯光也显得黯淡。半天后，他撒手人寰，年仅58岁。

丧夫之痛压下来，她先是怔住，随后把全部精力倾进四件事：抚养四个孩子、整理遗稿、继续党校工作、寻找失散亲人。罗瑞卿提醒她：“傅涯，你不是一个人，家就是组织。”那一针见血的批评将她硬生生拉回现实。

为了出版《陈赓日记》，她抱着半新的录音机，从北京跑到武汉，再到西安，采访老战友，风里来雨里去，将近二十年。1982年，日记影印本问世，她在成品纸箱上写下“交代第一件事”，然后把箱子锁进橱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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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也没让她失望。长子陈太洲1979年考入军事学院，后来成为少将；次子陈知毅潜心导弹技术；三子陈知建钻研电子对抗；唯一的女儿陈知静行医，从未向母亲提过“特殊照顾”四个字。傅涯偶尔会说：“父亲面子保住了。”语气里全是笃定。

1987年，妹妹的一封挂号信漂洋过海抵达北京，“父母已在台去世，遗愿归葬故里。”信纸边缘因潮湿泛黄，她看了整晚，第二天办妥杭州双亲墓地。墓碑材料选了青灰色花岗岩，“低调，不争眼球”，正合她的脾气。

随着两岸民间往来逐渐松动，探亲名额仍旧有限。1991年底，她递交申请，自嘲“年龄算硬指标”。隔年春天批准函下来，她没多作犹豫，立刻处理好家中事务，订下最早一班机票。

飞抵台北松山机场时，当地已近黄昏，暖湿气流扑面而来。隔着玻璃，她看见停机坪外一排黑色小轿车，人数多到几乎堵住出口。门一开，叫声此起彼伏。“姐姐！”“姑婆！”“陈伯母！”她愣在原地，眼眶发烫，喃喃一句：“人太多，我都不知道该上哪辆车。”

这种场景，对大半生在部队里打过硬仗的她，竟比冲锋还紧张。最后还是最年长的堂弟拉住她手臂：“上我车，慢慢聊。”车子刚启动，年幼侄孙塞了个纸袋——里面是上虞老家的黄酒，象征团圆。她端详良久，轻声说：“闻着就是家的味道。”

在台的两个月，傅涯走遍亲友住处，把各家老照片放进随身相册。她习惯深夜整理，照片背面写上时间、地点、人物，一丝不苟，如同当年誊抄陈赓日记。有人问她累不累，她摆摆手：“写明白，后人就少费事。”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探亲不仅止于叙旧。她受邀到台湾大学谈抗战时期女性教育，还带去一张1938年的抗大毕业合影。课堂上，有学生好奇地问：“您当年为什么选延安？”她答得爽快，“救国比安稳重要。”掌声此起彼伏。

分别前夜，家里摆了三桌便饭。席间舅舅握住她的手，声音微颤：“要常来。”她没有给出承诺，只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咱们不缺再聚的理由。”众人沉默片刻，又都笑开。

1992年6月，傅涯返回北京。她在行李夹层放进一本影印族谱和几瓶手工酱菜。海关例行询问，她笑道：“都是家乡味，值不了几个钱。”工作人员没有多问。

此后岁月平稳。2008年12月，两岸空中直航全面开启，她已90高龄，腿脚不便。亲友来电邀请，她婉拒：“机票便宜了，我腿却贵了。”电话那头沉默，她轻轻笑，说完挂断。

2010年初冬，傅涯离世，享年92岁。子女遵其遗嘱，将她骨灰葬于陈赓墓旁。墓志铭简短，只刻一行字：“革命挚友，家国两全。”路过者若细读，会发现边缘还嵌着两枚小小的台湾鹅卵石——那是她1992年带回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