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秋分刚过，上海的日头正往西沉。
屋里，一位快九十岁的老人刚洗完脸，脸上细细扑了粉，描了眉。
她安安静静地靠在枕头上，嘴里念叨了一句：“这辈子，真没觉着这么乏过。”
话音落下没多久，眼睛一闭，人就没了。
没留骨灰，也没置办墓地。
早在生前，她就在红十字会的单子上签了字，把这副皮囊全捐了。
这场谢幕太利索，太讲究。
以至于大伙儿都快想不起来，这副身板儿在过去几十年的风雨里，到底扛过多重的担子。
要把日历往回翻三十七年，那会儿压在她肩膀上的那张欠条，换作旁人，脊梁骨早断了。
那是1961年，丈夫吴毓骧在牢里咽了气。
死亡通知单送来的时候，后头还跟着个吓死人的大窟窿：法院判下来，吴毓骧欠了国家六万四千美金，外带十四万人民币。
搁在那年头，这笔钱够买下半条街。
换个别人，守着个有了“反革命”帽子的亡夫，再顶着这一屁股债，路只有两条：要么找根绳子寻短见，要么赶紧撇清关系划界限。
可郭婉莹心里头，账本不是这么写的。
她硬是把牙咬碎了往肚里咽：认了。
这债，她扛。
旁人看着直摇头，说她脑子进水。
可你要是看懂了她年轻时候挑男人的那股劲儿，就晓得：这哪是还债，分明是给当年的眼光“擦屁股”。
她这辈子的劫数，根子上全在年轻时拍板的那一刻。
当年在燕京大学念书那会儿，郭婉莹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永安百货四千金”。
亲爹郭标，在上海滩商界那是跺跺脚地抖三抖的人物。
家里给订的亲，男方叫艾尔伯德，喝过洋墨水的阔少爷，两家那是世交。
这门亲事，横看竖看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坏事就坏在一双袜子上。
艾尔伯德从美国回来，献宝似地掏出一双玻璃丝袜，得意洋洋地来了一句：“这玩意儿结实，穿一年都磨不破。”
就这一嗓子，直接把这段姻缘送进了坟墓。
在郭婉莹看来，日子要是为了“结实”，为了“穿一年不烂”，那活着还有什么劲？
她图的是有意思，是风花雪月，是活蹦乱跳的那股子劲儿。
一个张口闭口只知道袜子牢不牢的男人，简直乏味透顶。
她要退婚。
艾尔伯德急红了眼，抄起枪追到火车站，枪口指着她吼：黛西，信不信老子崩了你！
换作一般的娇小姐，这场面早吓瘫了。
郭婉莹倒好，脸不红心不跳，冷冷地回了一句：你就是崩了我，这婚也结不成。
说完，头也不回地上了火车。
那会儿的她，傲气都写在骨子里。
后来，她挑了谁呢？
挑了个叫吴毓骧的。
这人名头挺响，林则徐的后人，十九岁公费留洋，麻省理工的高材生。
听着吓人，其实家里早败落了，是个典型的花花肠子。
吴毓骧兜里没子儿，可人家有情趣。
懂风情，会玩闹，能把郭婉莹哄得花枝乱颤。
在“没意思的有钱人”和“有意思的穷光蛋”之间，郭婉莹眼皮都没眨，选了后者。
她穿着自己画图设计的婚纱，把一辈子的赌注都压在了这个男人身上。
没过多久，老天爷就给她上了一课，告诉她“有意思”得付多大代价。
这个风流才子，裤腰带根本拴不住。
1943年，郭婉莹怀着老二，正在产床上跟阎王爷抢命。
吴毓骧倒好，正跟一个年轻小寡妇打得火热。
这事儿要是搁旧式女人身上，非得寻死觅活；要是搁新式女人身上，那是立马离婚走人。
郭婉莹偏不，她走了第三条道。
生完孩子，她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脸上妆画得一丝不苟，直接去敲那个女人的门。
门开了，里头是那个吓得哆哆嗦嗦的小寡妇。
郭婉莹只淡淡说了一句：我是来接孩子他爹回家的。
没撒泼打滚，没扯头发。
她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场，把丈夫领回了家。
这不光是为了救这个家，更是为了守住“郭四小姐”的面子：我的日子，就算里头全是虱子，我也得把它洗刷得干干净净，让人挑不出毛病。
可大风大浪还在后头呢。
到了1957年，大浪打过来了。
吴毓骧因为跟洋人做买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家底儿被抄个精光，连郭婉莹那件宝贝婚纱也没保住。
紧接着，丈夫进了大牢，自己被赶去资本家学习班改造。
以前住的花园洋房、用的银刀银叉、穿的定制旗袍，一夜之间全成了泡影。
换成的是喂猪食、砸石子、起房子、掏鱼塘。
特别是到了后来，她被发配到崇明岛农村。
住的是臭气熏天的鸭棚，干的是最脏最累的农活。
当年因为同学喊错名字就能罢课的大小姐，这会儿被人按在泥地里，还得挨扫帚疙瘩。
在这种炼狱里，人只有两种活法。
一种是“熬”。
变得粗手大脚、麻木不仁，为了口吃的像牲口一样活着。
另一种是“抗”。
不是跟你对着干，而是在心里头守住最后那点体面。
郭婉莹选了后一种。
她干了一件在旁人看来“穷讲究”的事。
在那个被煤烟熏得黑漆漆的铝锅里，她硬是蒸出了彼得堡风味的俄式蛋糕；用生了锈的铁丝网架在煤炉子上，她烤出了脆生生的吐司片。
这有啥用？
肚皮都填不饱，整这些花架子干嘛？
有用。
这是她在跟老天爷叫板：你可以抢走我的钱，可以把我的身子骨累垮，但你想把我的生活过成烂泥，没门。
很多年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问她，遭了那么大罪，是怎么挺过来的？
郭婉莹笑了笑，回了一句特别绝的话：“那些活儿能帮我保持身材，省得那会儿长胖了。”
这话听着像开玩笑，骨子里全是硬骨头。
1971年，六十二岁的郭婉莹总算从崇明岛回了上海。
这会儿的她，家散了，钱没了，男人也死了。
她窝在一间只有七平米的亭子间里，头发全白了。
可你要是那会儿在上海弄堂里碰见她，准会发现，老太太背挺得笔直，衣服虽然旧，但永远洗得干干净净。
儿子从美国寄美金回来，她不要，就靠那点可怜的退休金过日子。
一碗八分钱的阳春面，她也能吃出在永安百货西餐厅里的那个优雅劲儿。
那时候，有个叫汪孟立的男同事一直默默守着她。
这人是牛津出来的，没吴毓骧那么风流倜傥，但胜在老实、心眼好。
1976年，俩人搭伙过了日子。
这大概是老天爷看她太苦，给的一点甜头。
那几年，俩人到处转转，晚上点着蜡烛聊天。
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六年，汪孟立得了癌，走了。
郭婉莹又剩一个人了。
有人劝她去美国投奔孩子，她摇头。
有人想给她再介绍个伴儿，她摆手。
她就一个人守着那个七平米的小窝，教书、干活，一直干到八十四岁。
1990年，八十一岁的她回了一趟悉尼，那是她落地的地方。
站在小时候住的庄园旧址跟前，她脸上没多少伤感。
因为对她来说，这辈子的糊涂账，她已经还清了。
她这一辈子，起点高得吓人，摔得也痛彻心扉。
从永安百货的四小姐，到崇明岛鸭棚里的劳改犯；从挥金如土的阔小姐，到替死鬼丈夫还债的穷老太。
她为年轻时的任性买了单，为丈夫的混账买了单，为这个世道的动荡买了单。
不管这单子有多贵，她从来没赖过账，也没坐地上撒过泼。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把一颗胡桃砸开，那种粉身碎骨的惨烈，和砸开后飘出来的香味，才是人生的味道。
1998年那个黄昏，当红十字会的车慢慢开过上海街头，郭婉莹完成了最后一次体面的退场。
干干净净，连把灰都没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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