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十二岁那年离了婚。
去民政局那天是个阴天，不冷不热，天灰得很均匀，像一块旧毛巾。
工作人员问我们：“财产分割清楚了吗？”
我点头，他也点头。
二十六年婚姻，最后只剩两张表格，四个签名，一人一本红色离婚证。薄得很，比结婚证还轻。
走出大门时，他客气地对我说：“以后有事打电话。”
那语气，像在跟一个同事道别。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早就不是夫妻了，只是合租了二十多年的室友。
我没哭。
真正难过的是前几年，该哭的眼泪都哭完了。
年轻时吵架是摔门、砸碗；后来变成沉默；再后来连沉默都懒得给。家里只剩电视声，像一台年久失修的机器，替我们证明还活着。
离婚反而清静。
我把房子卖了，换了一套小两居，十二楼，朝南。窗外能看到一排香樟树。
第一次一个人睡觉，屋子大得吓人。
半夜醒来，我还以为自己在酒店。
我坐在床边想了很久：五十二岁，接下来怎么办？
总不能等死。
第二天，我去商场买了第一支口红。
专柜小姐看我一眼，笑得很职业：“阿姨，这个颜色显气色。”
我说：“叫我姐。”
她愣了一下，给我换了个偏豆沙色。
镜子里那张脸有皱纹，有松弛，可是有点光。不是漂亮，是活着的光。
我突然觉得有点好笑——活了半辈子，第一次认真看自己的脸。
以前都是谁的妻子，谁的妈。
好像从来不是我。
后来我报了社区的化妆课。
一屋子四五十岁的女人，围着一张长桌，互相当模特。粉底涂得厚，眉毛画歪了，还要装镇定。
有人说老公嫌她折腾。
有人说儿子笑她“老太太爱美”。
我没说话。
我离婚这件事，她们听了都倒吸一口气，好像我得了什么病。
“你不怕一个人老了没人管吗？”
我说：“以前两个人也没人管我。”
她们笑了，笑里带点尴尬。
那天回家路上，我心里轻得很。
接着我又去学跳舞。
不是广场舞，是拉丁。
老师二十多岁，腰细得不像话。他喊我们“姐姐们”，让我们抬头、挺胸、收腹。
我很多年没这么用力出过汗了。
第一节课跳完，我的腿抖得站不稳，可我在更衣室里笑。
那种笑，是年轻时才有的。
我以为生活就这样慢慢重启。
直到一个周三早上。
门铃响了。
我以为是快递，穿着拖鞋去开门。
门外站着他。
我前夫。
他手里提着两袋水果，头发比离婚时白了些。
我愣了两秒：“你找谁？”
他说：“找你。”
我差点笑出来。
好像他从来没敲过我的门。
我没让他进屋。
他站在门口说：“听说你一个人住，我过来看看。”
“看完了吗？”
他有点不自在：“你怎么说话这么冲。”
我忽然觉得荒唐。
当年我低声下气，他嫌我烦；现在我平静一点，他又说我冲。
我把水果推回去：“不用了。”
关门的时候，我手有点抖。
不是害怕，是生气。
像一块已经结痂的伤口，被人硬生生揭开。
我以为他只是一时兴起。
没想到第二天、第三天，他又来。
有时带菜，有时带汤。
还说：“我顺路。”
他家在城东，我在城西，顺路要绕半个城。
我终于忍不住：“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沉默很久，说：“一个人吃饭没意思。”
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讽刺得很。
以前我做一桌菜，他低头刷手机，从不抬头。
现在倒说没意思了。
我忽然明白。
不是舍不得我。
是舍不得有人伺候。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想起很多旧事。
他发脾气摔门，我抱着孩子躲在厨房；我发烧还给他煮粥；我加班回家还得洗他的衬衫。
那时我觉得这是婚姻的义务。
现在看，只是习惯性自我牺牲。
第二天他又来。
我没开门。
他在外面敲了很久。
邻居探头看我：“你家有人找。”
我隔着门说：“走吧，我不在。”
那一刻，我心跳得很快。
像做了什么坏事。
可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在笑。
原来拒绝一个人，是这么痛快。
后来我换了门铃，静音。
跳舞的时间加到一周三次。
化妆也越来越熟练，能给自己画个干净的妆，再穿条裙子去买菜。
有一次在电梯里，一个小伙子帮我按楼层，叫我“姐姐”。
我心里轻轻动了一下。
不是心动，是确认。
确认自己还在世界上，不是背景板。
一个月后，他不再来了。
听共同朋友说，他又找了个女人，比我小十岁，会做饭。
我点点头，心里很平。
甚至替他松了口气。
我们这种人，其实谁也救不了谁。
只能各自找个依靠。
只是这一次，我不打算再当谁的依靠。
周末的晚上，我去跳舞。
音乐很吵，灯光晃眼，我跟着节拍转身、抬手，汗顺着脖子往下流。
镜子里那个女人，五十二岁，眼角有纹路，背却挺得很直。
我忽然想起离婚那天的阴天。
原来那不是结束。
那只是天气不好。
天总会晴的。
只是以前，我一直站在屋檐下，不肯走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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