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黄浦江畔的晚风裹着湿热扑进上海市委大礼堂，台下黑压压一片干部席，王范被点名“发言”。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他却一口气念完《关于“大跃进”若干问题的意见书》。字里行间，全是对浮夸风的担忧。有人拍桌，有人抽冷气，场面僵了几秒，又迅速被口号声淹没。
王范的话很快传到北京。数日后，组织决定：撤销上海市委委员职务，下放市郊公社任副书记。不到一周，行政级别由正厅跌至科员，十级梯度，像滚梯般直落。消息传开，老同事私下嘀咕：“这回，他真顶不住了吧？”事实证明，这个在白区拼命十八年的“硬骨头”仍未服软。
时间拨回1937年。陕北延河水清冷，二十四岁的王范已是保卫处骨干。他细心、沉着，会钻缝隙。那一年，他把数十名潜伏在边区的暗线连根拔起，被同志们称作“锄奸模范”。毛主席在窑洞里握住他的手，半句寒暄，半句赞许：“保卫红色政权，任务艰巨。”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他奉命南下，改名换姓，在天津、北平一带摸爬滚打。枪口顶着脑袋谈判的事，他干过；雪夜蹲守电台的活，他也干过。细致到何种程度？连敌台报务员按键的顿挫节奏，他都记在小本子上。
1949年2月3日，北平城迎来非同寻常的一天。护城河尚未解冻，护卫线路却早已织成密网。王范带着二十多名侦察员夜宿城楼，不留一处死角。大年初七拂晓，他跳上吉普车作前导，车队从正阳门缓缓驶入。车窗半掩，毛主席抬手朝街两侧百姓致意。安全人员的对讲机始终保持静默——没有意外，就是最高褒奖。
北平任务刚结束，华东局急电：上海局面复杂，需要老手。王范整顿衣襟直奔江南。4月末，他抓住“反共救国军”骨干黄某，顺藤摸瓜，一周内捣毁秘密联络站十四处。陈毅见他，笑得豪爽：“上海能安稳，你记首功。”
解放后，他历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市委委员。平日寡言，手上文件倒井井有条。新中国百废待兴，王范却时常提醒下属：“警卫工作不能松，保卫建设就是保卫胜利果实。”谁都说，他是把手枪当枕头睡出来的老保卫。
可1958年的大跃进让这位老公安坐立难安。眼看浮报产量、瞎指挥成风，他反复琢磨，写下那封万余字意见书。纸张送上去当天，他被扣上“右倾消极”。严厉的批评随之而来，通报、检讨、割席，一样不少。他被迫迁入郊区的瓦房，两间屋子，一张旧木床。尽管如此，他仍要求公社把库存肥料优先给灾年缺粮的农户，自己啃番薯干。郭沫若闻讯，特意赶来探望，在墙上写下一诗：“心似黄钟，声雄九霄；笔作铁案，志比青松。”
1962年，毛主席听取华东局汇报时，顺口问起王范。批示一句“此人可用”。王范被调回市里，却无实职，仍然靠研究室的小屋与文件为伍。刚喘口气，1966年风云陡变。造反派涌入机关，黑纸大字报贴得满墙都是，“保皇狗”“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劈头盖脸。王范被抄家，家里仅有的几本线装《资治通鉴》也被扔进火盆。
是年深秋，他给中央写信。信首行大字：“主席，我对党无愧，但不能坐视混乱。”同行的小邮差后来回忆，王范把信塞进信筒前，轻声说了一句：“要让他看到。”然而，信被截留，并成了新一轮批斗的“铁证”。
11月15日深夜，造反派再度来人，威胁次日揪斗。王范洗净双手，伏案写两封遗书。一封留给家人，寥寥数语；另一封写给毛主席，长达七页，字迹遒劲。“我未辱使命，唯恨不能再护党、护国、护人民。愿以此血示清白。”凌晨，他端坐藤椅，手中手枪上膛。黎明将至，枪声在小屋回荡，邻居先是愣神，继而哭出声来。
屈死的帽子，他背了整整十年。1978年，拨乱反正的春风吹进各地。江苏省委复查此案，结论一句话：“王范同志生平光明磊落，矢志不渝。”有关部门专程送来平反决定书，那把旧手枪被密封存档，成为另一份无言证物。倘若他能再等几年，或许还能在熟悉的警徽下继续燃烧余生的热情；可历史没有如果，他选择的路径，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注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