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月初三，湘东山风凛冽，平江城外的古塔敲响了晚钟。街口，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年女子抱着瘦小的孩子，步履踉跄地踏进刚刚成立不过半月的平江县委大院。她一句话开门见山：“同志，请务必让我见齐书记。”守门的小战士没料到，一个满身补丁的“叫化子”会指名要见一县之长，一时愣住，仍把人引到简易接待室，自己飞奔通禀。
几分钟后，齐寿良踏进屋。灯泡下，女子轻轻放下孩子，解开胸前灰布条，掏出一只用麻线缝到背心里的布兜。布兜口子一翻，十几枚金灿灿的元宝滚出来，叮当作响。金光晃得屋里几个人直眨眼，可她却只是长长吐了口气，像把十年的风霜一并吐尽。齐寿良刚要开口，她抢先低声道：“书记，这些是组织的钱，十二两。还有这四两，是我当年做童养媳的陪嫁。我丈夫牺牲后，我怕丢了它，一直藏着。今天终于能还给党。”
她叫朱引梅。今年三十九岁，看上去却胜似五旬老妇。她的名字在平江曾并不陌生，只因昔日那位留守处主任、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三度被毛主席在延安会议上公开称赞为“耿介忠烈”，而她正是涂正坤的遗孀。十年前，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惊动全国：国民党特务深夜包围通讯处，涂正坤与数十同志被捕后慷慨赴死，年仅四十二。那一夜，朱引梅在街角给伤员抓药，听见枪声连作，心如擂鼓狂跳。冲回家时，屋内刀痕累累，丈夫不见，连十个月大的儿子也失了踪影。幸得隔壁老张夫妇挺身而出，先一步把孩子藏进米缸，才有了面前这个孩子的苟活。
丈夫牺牲，追兵环伺。朱引梅唯一能做的，是把涂正坤留下的党费黄金缝入贴身衣襟，抱上孩子，逃进湘赣交界的莽莽大山。十年飘零，山寺檐下、破祠堂边、牛栏稻草间，娘俩借宿的地方多到记不清；饥一顿饱一顿，靠野菜、树皮、酸枣硬撑。可无论境况多难，那只布兜从未动过一分一厘。同行乞丐劝她：“金子先换碗米吧。”她只摇头，半晌回一句，“那是党的命根子。”
有人或许疑惑：一个弱女子，为何能把一斤多黄金贴身守了十年？原因离不开信念与爱情。1927年，朱引梅在长沙女校入团，翌年转党，和同乡涂正坤并肩秘密工作。两人共赴湘鄂赣根据地，风餐露宿成了日常。每当夜深，涂正坤总掏出破旧皮夹，示意那几枚黄金：“这是特委备用经费，一分也不能乱花。”朱引梅记得他郑重的神情，所以哪怕人亡物在人在，她也要把执念守到最后。
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爆发，国共局势翻天覆地。藏在深山的母子与世隔绝，只有偶遇的樵夫带来零星消息。1947年冬，有位挑柴老汉告诉她：“国民党的日子快到头喽，共产党打到长江边了。”她心里涌起热流，却不敢贸然下山。直到1949年8月平江解放的炮声传来，她才背起孩子，顺着旧县道摸回县城。
十载光阴，朱引梅从29岁青妇变成白发弯腰的“老乞婆”。孩子也由襁褓婴儿长成十岁少年，一身补丁。母子俩进县委那日，赶巧碰上粮食接收会议，院里人来人往，没有谁注意他们。她偏要找书记，是因为心里那句承诺：“金子只能交给组织最高代表，别的人不行。”这种近乎固执的守信，在战争年代其实并不罕见，却鲜有人能坚持十年之久。
齐寿良当即记录、封存黄金，连夜向上级电话报告。次月，湘鄂赣区党委批示：确认涂正坤牺牲时所遗黄金数额无误，定为“革命公产”列入财政。湖南省财政厅随后拨款，安排朱引梅母子在县城置房一间，并核发抚恤。批文里一句简短评语，“十年初心，可鉴山河”，传遍平江，街坊们议论再三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两口子不是凡人。
值得一提的是，朱引梅并未因此脱离群众。新房到手，她第一件事是把屋里割出来的一间小厢房借给县医院当临时接种室，孩子明涛则每天放学跑去帮护士递棉签。有人好奇：“你们受苦这么多年，还肯让别人占屋？”明涛憨声回答：“妈妈说，先辈给咱留的不是金子，是规矩。”
三年后，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革命烈士名录，涂正坤名列第八十七。毛主席在典礼上再次提到他：“人可以杀，心杀不了。”现场掌声经久不息。消息传到平江，朱引梅默默摘下一枝白菊，放在家中照片前，却没有多言。用她的话说，“日子往前走，做人要向前看”。
明涛成年后参军，留下一句再朴素不过的箴言，“我姓涂，不涂抹父亲的清白”。他把这话刻在随身钢盒里，备忘而已。后来他退伍返乡，从事林业，时常带县里娃们上山植树，对外从不提父母往事。偶尔问起，他耸耸肩：“老革命留下来的，珍贵的不是故事，而是规矩，记住就行”。
有人总结朱引梅一生，一斤多黄金、十年风霜、几个简短承诺。看似简单几件事，背后却是九死不悔的担当。钱财在身边，却从未属于自己；生活逼到绝境，却没动过半分歪心。试想一下，若当年那钱换成食米衣布，谁能指责她？可是她没让自己有“下不来台”的那一天。正因如此，当人们回忆这段历史，真正被记住的并非那抔金子，而是金子背后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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