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岁那年，崔玉莲经人介绍，走进了贺文斌的家门。那时贺大爷六十九岁，独居多年，儿子远在海外，家里冷清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他腿脚不大灵光，高血压、关节炎时不时找麻烦，生活虽能自理，却少不了一个人搭把手。两人说好，崔玉莲住下，包揽一日三餐、洗衣打扫，贺大爷按天给钱——一天三十块。那还是十年前，三十块钱虽不多，但崔玉莲想着两个孤单人凑个伴，钱少些，也算有个着落。谁曾想，这一伴，就是整整三千六百多天。
十年光景，足够一棵小树苗长得挺拔，也足够让两个陌生人处成彼此的习惯。崔玉莲天不亮就起身，熬粥、扫地、提醒吃药，陪他遛弯、听他唠叨，夜里还得留神他起夜的安全。贺大爷脾气倔，有时候菜咸了地湿了，总要念叨几句，崔玉莲从不回嘴，只是笑笑。每天早上，那张三十块的纸币都会递到她手里，雷打不动，像一道无声的契约。十年里，她陪他熬过发烧感冒，守过他中风卧床，端水送药、擦身喂饭，没半句怨言。街坊邻居碰见了，常打趣他俩像对老来伴，两人也不解释，日子就这么细水长流地过着。
崔玉莲不是没算过账。一天三十，一个月满打满算九百块，比不上别人家保姆零头。可她心软，看他独坐发呆的样子，看他接着越洋电话强颜欢笑的模样，就觉得这钱虽少，情分却重。老话说“人心换人心”，她总相信，十年的相伴相守，早该超出了雇佣那点冷冰冰的关系。
变故来得悄无声息。贺大爷七十九岁那年，身子骨竟硬朗了不少，能自己买菜遛弯了。更巧的是，国外儿子携家带口回来住了段日子。自那之后，贺大爷的话变少了，递钱时眼神也躲闪。崔玉莲心里打着鼓，却还安慰自己是想多了。直到那个平常的下午，贺大爷抿了口茶，眼皮也没抬地说：“玉莲，我现在能照顾自己了，不用人伺候了，你收拾收拾回吧。”话音落下，屋里静得只剩钟摆声。崔玉莲手里抹布滑到地上，她张了张嘴，却问不出一句话。贺大爷侧过脸，声音干巴巴的：“我儿子说了，没必要再雇人，浪费钱。一天三十，十年……我也不欠你的了。”
“不欠你的”，四个字像盆冰水，浇透了她十年热忱。她没哭没闹，默默回屋收拾。行李还是来时的两个旧箱子，装着她穿旧的衣裳、用惯的针线。十年青春，换了一身病痛和几句客套话，最后连句真心的“谢谢”都没落下。临走那天，贺大爷背对着她坐在沙发里，始终没回头。门轻轻关上，也关上了她三千多个日夜的点点滴滴。
后来听说，贺大爷很快找了个新保姆，月薪三千，年轻利落。只是再没人会记得他吃药的时间，也没人肯在夜里听他絮絮叨叨讲那些老掉牙的往事。崔玉莲辗转又做了别家的保姆，只是心肠硬了几分：该干的活一样不落，该拿的钱分毫不差，却再也不把雇主当亲人了。她说，真心这东西，给了不懂珍惜的人，就像珍珠扔进了泥潭里，捡不回，还脏了手。
十年相伴，一朝散场，你说这世间的情分，到底值多少价钱？是一天三十块的明码标价，还是三千多个日夜积攒下来的那点温热？或许人心这本账，从来就算不清，可偏偏有人非要用计算器，把每份好意都按成了冷冰冰的数字。到头来，谁又是真的赢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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