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的沈阳，气温逼近三十五度，机场跑道却空旷得很。熊式辉站在舷梯旁，左腿微跛，汗水顺着军帽檐滴落。他刚给重庆发出第七封辞呈，原以为这回总能顺势抽身，却没料到又被原样退回。电报只有一句：“吾兄暂且坚守，余自有计。”落款“中正”两字劲道十足，熊式辉握着电报，心底却凉。
时间倒回到1945年10月。重庆军事委员会公布“东北行营”名单，熊式辉为主任，头衔听着唬人，实则是把复杂的满洲新旧人事、物资清理、伪满遗留问题一股脑压在他头上。蒋介石挑中熊，一来图他当年随宋子文赴莫斯科时会几句俄语，二来指望这位“新政学系”干将能稳住地方。军务则交给甫自缅北回国的杜聿明。于是，一个政务老手配上沙场名将，“东北二瘸”闯关东的戏码正式开场。
初来乍到，熊式辉最上心的不是战局，而是“劫收”。日伪仓库、东洋商行、大小银行的资产都得过他手，凡批条子无不收“茶水”。沈阳城里谣言满天：“熊主任到哪，抽屉就到哪。”另一方面，杜聿明率远征军残部急赶前线，同林彪在四平、长春一线鏖战。二人各忙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1946年夏，四平街再度易手，蒋介石飞抵松花江南岸，豪言“必先取哈尔滨”。熊式辉抓住时机，宴请各路中央系和地方头面人物，高朋满座。酒酣耳热间，沈阳老百姓却在为苛捐杂税叫苦。杜聿明听闻后摇头：“后方若不稳，前线赢了也白搭。”熊式辉只笑：“老杜，你管打仗，我管钱粮，各行其事。”一句话，透出轻慢。
战争的齿轮并未按南京的剧本转动。进入1947年春，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几个月打得蒋军疲于奔命。熊式辉看着地图上由红色箭头填满，心底犯怵。他向南京接连拍电报，句句自贬：“才识疏陋”“不足胜任”。电报发到第七份仍被扣回。身边参谋小声揣测：“主席或许相信您还压得住场子。”熊式辉冷笑，“为他卖命的下场，老杨（永泰）早示范过。”
7月9日，杜聿明因脊椎旧疾飞上海就医，前线暂由廖耀湘指挥。三天后，陆军一级上将陈诚抵沈阳，名义慰问，实为接班。熊式辉原想借陈诚一到就摊牌，却被突如其来的命令打脸：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调返南京“资政”。夜里十二点，他拄杖踱步，苦笑连连。副官听见他喃喃自语：“原来退路，别人早给我划定。”
8月初，熊式辉拂袖南下。途中在上海与杜聿明碰头，两人彼此讪笑，相顾无言。杜聿明劝他少动气，熊式辉却压低声音吐出一句话：“以后谁再为他卖命？”话音刚落，茶盏“砰”地一声磕在桌上，茶水四溅。短短一年，两位要员相继出局，东北指挥系统再换血，士气已然浮动。
陈诚上位后，大规模增编新三、新五、新七、新八四个军，并把苏北第49军抽来填数目。看似声势浩大，却伴随大清洗：关麟征旧部被拆得七零八落，连守四平有功的陈明仁也被贬。有人提醒他：“太急易寒人心。”陈诚答得斩钉截铁：“宁可信不过，也不能不用。”十三个字，埋下祸根。
10月，林彪调度纵队发动秋季攻势，优先吃掉新五军。公主屯一线枪声未息，沈阳内线已传来坏消息：整军被歼、陈林达被俘。蒋介石登机北上，会议桌上发火质问，陈诚推诿不成，只好以“积劳成疾”辞职。1948年初，他悄然离沈返回南京。
新主帅卫立煌二月接任，面对的是被撕碎的防线。熊式辉在香港看报，捧腹苦笑：“好戏才开场。”杜聿明被召回救火，重新披挂，迈上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路。他心里明白，上一次被“撸”只是一记前菜，真正的苦楚还在后头。
1949年春江淮失守，杜聿明战败被俘，熊式辉则在香港做起“清乡”旧部的生意散心。1954年应张群之约，悄悄赴台，终身不问军机。临终前，他提笔写下“峥嵘岁月，一梦南柯”八字，据说写完后沉默良久，缓缓合上双眼。
东北的漫天风雪早已埋葬了当年的喧哗，七封辞呈与一纸调令，折射的却是那个年代难以言说的政治寒意；当年的“东北二瘸”，一个早逝于香港的病榻，一个在功德林里养好旧疾后，默然老去。风云际会，能平安着陆已属万幸，至于“谁再为他卖命”的质问，答案恐怕埋在了岁月的杂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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