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这位上将当选中央委员，如果没这三条原则，或许很难当选|上将

1958年初春，华北平原的寒意尚未褪去，一辆吉普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前行，车里的陈士榘拉着地图，对副官低声嘱咐：“桥梁要在汛期前全线贯通，时间紧，但质量一分也不能让。” 彼时，他已是全军惟一的工程兵司令员，肩头两杠三星熠熠生辉。谁也没料到，十一年后，他将在党的九大名单里占得一席，而这份荣誉背后，正是三条早已酝酿的遴选原则在发挥作用。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党政军各条战线剧烈震荡。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被迫靠边，中央委员大规模换血几成定局。1969年4月1日，九大在北京开幕。170名中央委员与109名候补委员的名单里，军人比例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外界更关注的是：哪些人能闯过政治风浪、稳稳站上这张名单？

要理解陈士榘为何能被提名，得先翻出军委办事组在会前内部拟定的“遴选条件”备忘录。文件不长，却字字千钧：其一，看眼下岗位；其二，量资历深浅；其三，重个人本领。通俗点说——你得有位置、有资格，还得真能干。简单，却在混沌年月里为选人立下了一把硬尺子。

先说第一条：现任职务。九大召开前，中央明确军方需占约三分之一席位。各大军区、总部、军兵种主官几乎自动进入视野。陈士榘自1950年起就主持创建工程兵，1955年授上将军衔，负责过鸭绿江大桥、京承铁路加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配套工程等重大项目，被视为“技术型统帅”。如此显眼的岗位，为他叩开了大会大门。

再看第二条：资历。陈士榘出身井冈山红军，20岁时便爬雪山、过草地，长征途中任红一方面军参谋。抗战八年，他在晋察冀边区与聂荣臻并肩，负责作战筹划；解放战争又在东北野战军担纲参谋长，辽沈、平津两大战役调度如行云流水。三次大的历史关口，他都踩在节拍点上，资历深得不能再深。

第三条：才能。工程兵这个兵种并不在聚光灯下，却是国防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石。资料显示，1964年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坑道施工，正是陈士榘团队日夜鏖战半年完成。毛泽东听取汇报时曾笑言：“你们这个兵，也能‘打洞打出个原子弹’。”硬核专业功底，加上指挥若定的老派作风，让陈士榘在将星云集的名单里显得别具分量。

有意思的是，在九大之前，他从未跻身中央委员行列。原因不复杂：八大时，军队在中央职位上的席次有限，优先保障了元帅、大将和少数实权上将。陈士榘虽资历显赫，却“卡”在工程兵这一冷门序列。九大席位激增，加上三条原则，才让他名正言顺走上了那张票箱前的台阶。

回头一看，九大名单中的军旅面孔密集：叶剑英、徐向前、黄永胜、吴法宪等名将悉数在列；陈士榘并不最显眼，却是少见的“武工结合”代表。大会闭幕后，他返回位于阜外大街的工程兵司令部，第一件事仍是批示加快成昆铁路危岩加固。助手提醒他：“首长，您如今是中央委员了。”他摆摆手：“工程拖不得，这比名头更要紧。”

不得不说，那三条原则固然开拓了陈士榘的上升通道，却也留下争议——何为“现任要职”，如何评定“才能”，在混乱年代难免带入个人好恶。也正因如此，1973年的十大在人事布局上再次调整，军人席位开始回落，一些政坛老骥才得以回归，格局又生波澜。

至于陈士榘，他始终没离开施工一线。1975年汛期，淮河特大洪水来袭，六十多岁的他冒雨奔走在堤坝之间，指挥筑堤加高。有人劝他回北京休息，他反问：“我不盯着，弟兄们能安心吗？”这种把“岗位”视为生命的精神，正是那年九大选人时看重的第三条——个人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