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7月，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金黄色的上将肩章在红地毯上格外醒目，当宣读“周克玉”三字时，会场微微一静，随即掌声汇成潮。距离1988年被授予第一批中将军衔，不过六年，他已迈入我军最高将官之列。很多人只看见这光彩时刻，却不知道他走来时那条路，曲折、艰险而又干净。
回溯半个世纪，1941年春天的淮安北乡，年仅十二岁的周克玉正跟着母亲插秧。远处传来枪声，新四军第三师的队伍在田埂上行进。黄克诚的军纪严明，战士们边行军边帮百姓挑水修堤。稚气未脱的少年躲在稻草后，眼里全是惊讶——原来还有这样纪律严整、替穷人出头的队伍。那天夜里，他对伙伴悄声说：“要是能跟他们走，多好。”这句悄悄话，成了后来一生的方向。
真正的考验很快到来。1945年7月，射阳县人民代表会议准备在荒滩上召开。会还没开，日伪军就扑来“扫荡”。枪声逼近，县委书记马宾一句“跟我走”，率众人冲进暴雨里。三十米宽的河挡住去路，他第一个下水探路。青涩的周克玉紧跟其后，浑身只剩一件单衣，却把“领导要先行”的背影刻进了心里。多年后他回忆：“谁带头，谁就有资格让别人相信。”这句话，此后伴随他所有的指挥和决断。
抗日胜利没让战火远离。1946年底，国民党74师围攻涟水，天空盘旋着P-51战机。周克玉那时是县支前指挥部组织干事，负责押送弹药。第一次见到美械武器的轰击，有民工掉头就跑，现场乱成一团。他扯开嗓子喊：“跟我走，别让前线断粮！”说完猫腰冲出防空洞。几分钟后，运输小队排成散兵线往前跑，炮火把夜空烧得通红，那条补给线最终没断。事后有老乡感叹：“这小伙子命硬啊。”其实他只记得背后那双双因恐惧而犹豫的眼睛，不能丢下。
战争让个人情感一再被推到次要位置。1947年深夜，部队在海安附近宿营，他好不容易与恋人王昭相聚。枪声骤起，敌骑兵包抄营地。周克玉立刻组织突围，边跑边清点人数，却发现王昭未在队列。“回去找？”副连长低声问。他盯着漆黑的村口，牙关咬得发白，终究挥手：“先掩护大部队！”那一刻他认定自己失去了爱人，于是把悲恸压进胸口，转身投入下一场行军。王昭凭借乡亲掩护逃生，一年后，两人在河堤上不期而遇。没有眼泪，没有责问，她只是拍拍他的肩：“还得走啊。”这种无需言说的默契，也成为日后他对干部家属最柔软的关怀理由。
新中国成立，枪炮声远去，后勤战场却同样紧迫。1950年代他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深造，随后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军政委。1964年，周克玉39岁，被调入总政治部，参与军队院校整编。有人形容那段日子是“冷板凳”，可他却在档案堆里坐出了门道——官兵家庭成分、入伍动机、复员安置，一条条数据被重新归档，为后来干部制度改革提供了底稿。
1978年中越边境紧张，军委决定加强后勤保障链。周克玉赴云南、广西一线检查，穿旧军装，背帆布包，轮渡、卡车全坐。连队反映药品匮乏，他当晚写急电送北京；桥梁受损，行军路线必须重选，他连夜画了三幅草图。“后勤不到位，前方就会失分。”这句话后来在作战会议上被记了红头文件。
1985年大裁军，他已是副大军区职干部，参与总后勤部改革方案起草。有人劝他给家乡企业批点物资，顺水推舟即可得人情。他只说五个字：“政策红线在。”于是有人抱怨他“六亲不认”。然而遇到烈士遗孤求助，他又能掏出全部稿费，让孩子念完大学。尺度拿捏，恰如走钢丝，却始终稳。
1988年，久违的军衔制恢复，他列名首批中将。佩戴银星那天，他脱口吟道：“官高则责重，勿忘百姓冷暖。”秘书记下来，后来成为总后勤部大院里的一行墙刻。六年后，他晋升上将，仍住在老式筒子楼，房门的绿色油漆已有裂纹。有人提议给他调新公寓，他摆摆手：“能住就行，预算先拿去修仓库吧。”
退休后，他本可离开公文与报表，却偏要“再跑一程”。中国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野草诗社社长，这些头衔听来不显赫，却让许多青年第一次近距离了解铁军历史。讲课时，他常把诗稿塞进上衣口袋，黑板上写下“初心”二字，然后说：“打仗靠枪杆子，立身靠骨头。”一句话，教室里静得能听见粉笔渣落地。
清廉是他一生的底色。出国访问，组织给的外汇补贴他分给文艺兵，自己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毛衣；亲友递来工程请托，他连夜回绝，却给路费和住院费毫不吝惜。有人问他为何分得如此明确，他笑了笑：“谁的钱，心里得明白。”
2014年3月25日，凌晨三点半，北京301医院。病房灯光柔和，他微微抬手，像在向战友敬礼。85年生命轨迹到此划句号，却没留下多余财物。整理遗物的警卫员发现三大摞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四个字频繁出现——“人民至上”。很多年后，人们说起这位曾任总后勤部政委、由中将到上将的老人，最先想到的不是肩章，而是那句再朴素不过的承诺：当官要有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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