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初夏，香港上环码头人声鼎沸。熏风夹着咸味，逃离大陆战火的船只一艘艘靠岸。人群中，六十二岁的杜月笙拄着黑檀手杖，脚步却明显迟疑。三十多名家眷跟在身后，行李山一样高，曾经的“上海皇帝”此刻像无根的浮萍。
租下坚尼地台那套三室一厅时，他仍想守住排场：雕花红木、细瓷金杯、厨子每日两餐必有红烧肉。可是，港币的汇率日日往上蹿，四十万美元化得比水还快。光米面蔬果，每月就要掏上万；几房太太与孩童的花销，更像无底洞。
存款跌破十万港币那天清晨，账房递上厚厚账本。杜月笙听着数字往下掉，雪茄烧到指尖才惊觉灼痛。窗外是南飞的白鸽，屋里却一片沉默。他低声说：“总得想法子。”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为柴米油盐发愁。
“去借。”念头冒出，他很自然地想起昔日在上海手下提鞋递烟的门生们。过去一个眼色，就有人送上万金；如今轮到自己求生，却发现门再阔也可能关得死死的。他先找王姓旧部，门房以“南洋出差”为由挡驾；再拨电话给朱姓商人，对方唉声叹气称“周转不来”。几天下来，答案只有一个字：躲。
这才明白，江湖义气多半写在纸上，遇水即化。可日子还得过，三姨太住院的账单逼在眼前。杜月笙把玩那只法制金表，忽然想起一张被岁月压在心底的面孔——刘航琛。
时间拨回一九三七年秋。淞沪会战失利，杜月笙随政府西迁重庆。就在落脚不久的那晚，他被绑进荒庙，对方开口索要四十万大洋。杜月笙不慌不乱，微笑道：“少了。我出九十万，但得找刘航琛来。”绑匪诧异，却看重这大票子，只得点头。
刘航琛当时掌川康银行，被称作“四川财神爷”。两人不过数面之缘，可他听说杜月笙遇险，立即备车装银票，深夜赶往郊外。面对枪口，刘航琛把钱堆在庙门外，仅留一句：“人活着，比钱要紧。”绑匪得手后仓皇而逃，杜月笙才被放出。此恩情，他记了十三年。
现在，刘航琛也在香港。杜月笙踌躇良久，终究决定去敲门。为了不失体面，他命佣人将那件月白长衫熨平，又在镜前抹平两鬓的银丝。午后，他抵达半山腰的洋楼。门未及叩响，却见刘航琛已推门而出，笑声浑厚：“杜先生，等你多日啦！”
寒暄无多，茶香氤氲。杜月笙开口困难，还是坦言：“近来手头窘迫，想借点银子。”这句话出口，他像耗尽全身力气。刘航琛不让他继续解释，转身抽出一张空白支票，递上钢笔：“别说了，数字您自己写，十五万也好，一百五十万也行。”短短一句话，铿锵干净。
屋里静得能听见秒针走动。杜月笙握笔的手有些抖，他轻声答：“五十万，够了。”墨迹未干，他站起身要道谢，被刘航琛按回沙发：“先用，再说别的。”这一刻，厅里没有昔日黑白两道的隔阂，只有老友之间的默契。
支票解了燃眉之急，杜家暂时安稳。可疾病却盯上了他。高血压、肾脏病轮番上阵，连雪茄也抽不动了。病榻旁，他嘱咐子女烧毁抽屉里厚厚一沓借据。“这些纸条留着，只会害你们。”火光摇曳中，旧日恩怨化作灰烬。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香港电台播报：前上海巨豪杜月笙病逝，享年六十三岁。讣告无声，港岛街巷却悄悄议论——昔日呼风唤雨的枭雄，终究带不走半分富贵。坊间常念那句“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可他最后才明白，真正顶级的本事，是看清人心后还能坦然放手。
刘航琛后来谈到那张支票，只说了一句话：“当年若他倒在庙里，上海许多人都要陪葬。我只是还了个情。”人情冷暖，总在兴衰中暴露；少数例外，恰能照见深藏的义气。杜月笙的暮年悲喜，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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