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张 文:风中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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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确诊乳腺癌那年,我十六岁。她在浴室摸到那个“会滑动的小疙瘩”时,我正在隔壁房间备战中考。手术、化疗、放疗,一切按部就班。主治医生说:“早期,预后很好。” 我们都以为,这场战役会像教科书一样,在五年后宣告结束
第二次战役在八年后打响。母亲总说腰痛,贴膏药无效。骨扫描报告上,脊柱和骨盆星星点点的“浓聚灶”像不祥的烟花。医生解释:“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容易向骨骼转移。”治疗方案换成更强效的内分泌药物和针对骨骼的靶向药,每月需要打一次保护骨头的针。母亲开始微微驼背,走路变慢,但生活仍算自如。她说:“像得了慢性病,按时吃药就行。”
第三次转移发生在她确诊后的第十三年。持续的头晕和一次轻微的手抖后,头颅MRI给出了答案:脑转移,多发,散落在不同脑叶。神经外科医生摇头:“位置太散,不适合手术或放疗。”方案换成了能穿过血脑屏障的靶向药和口服化疗药。母亲开始记性变差,会忘记关火,有时叫错我的小名。但她依然坚持每天记日记,尽管字迹越来越歪斜,内容越来越短。
真正感觉到“失去”她,是在确诊后的第十五年,最后一个春天。
那天我去医院接她做完常规复查。在停车场,我像过去十五年无数次那样,很自然地伸手想搀她。她忽然往后缩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清晰的、面对陌生人的警惕和茫然。
“妈?” 我轻声叫她。
她盯着我的脸看了好几秒,那眼神像是在努力辨认一幅褪色的旧画。然后,她眼里的光聚拢又散开,迟疑地、不确定地喊了声:“……医生?”
我的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过去十五年,我见过她被化疗折磨得呕吐不止,见过她因骨转移疼得夜不能寐,见过她头发掉光又长出的循环。但我从没见过她这样的眼神——空洞,茫然,像一扇突然对我关闭的窗。
从那天起,母亲以惊人的速度“离开”了我们。不是身体上的离开,是意识上的撤离。
她先是忘记了近期的事:不记得自己早上吃过药,反复问今天星期几。接着,更久远的记忆开始崩塌。她把父亲认作她早已去世的哥哥,把外孙当成童年时的我。最后,她似乎退到了一个没有任何坐标的混沌世界。大部分时间安静地坐着,眼神没有焦点,偶尔会对着空气喃喃自语,说些我们完全听不懂的碎片词句。
最刺痛我的,是她彻底忘记我的那天。我喂她吃捣碎的苹果泥,她顺从地张嘴,吞咽。喂完,我用纸巾擦她的嘴角。她突然抬起手,轻轻摸了摸我的脸,就像抚摸一个好奇的物件,然后问:“你是哪里来的小姑娘?心肠真好。”
我攥着那张沾着苹果渍的纸巾,指甲掐进掌心,才没让眼泪当场掉下来。十五年,五千多个日夜的陪伴、担忧、奔波、祈祷,那些在无数个医院走廊里累积起来的共同记忆,那些她疼时我握紧的手,那些我累时她安慰的话……所有这些构建“母女”身份的沙堡,被疾病的潮水一夜之间抹平,了无痕迹。
她不再是我抗癌十五年、坚强乐观的母亲。她成了一具被疾病缓慢蚕食殆尽的躯壳,而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小心翼翼的陌生人。
最后一个月,是在家庭病房里度过的。安宁疗护的团队帮助我们管理她的疼痛和不安。她身体极度消瘦,但面容奇异地平静,甚至有种婴儿般的单纯。她不再认得任何人,包括她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她仿佛卸下了所有身份的重担——母亲、妻子、病人,变回了一个纯粹的生命体,只剩下呼吸、心跳,和最本能的生理反应。
离世那晚很安静。监测仪上的数字缓慢下降,像一曲终了的乐章,最终归于平直的线条。没有痛苦,没有挣扎,也没有我们期盼的、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与相认。
十五年抗癌路,我们陪她闯过了手术关、化疗关,熬过了骨转移、脑转移。我们习惯了与肿瘤标志物、CT报告和药物副作用打交道。我们以为,最大的敌人是癌细胞,是那些在影像学上张牙舞爪的阴影。
直到最后一个月才明白,最彻底的失去,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联结”的断裂。我们战胜了她身体里三次反扑的癌细胞,却输给了疾病对她大脑最后的侵蚀。我们保住了她的心跳,却永远弄丢了她看向我时,眼里那份独有的、属于“母亲”的光芒。
整理遗物时,我翻到她最后那本日记。最后几页字迹已经难以辨认,但倒数第三页,有一行相对清晰的字,写于她开始明显健忘之前:
“病了太久,累了。最对不起女儿,拖累她整个青春。如果有一天我不认识她了,告诉她,妈妈最后记得的,是她小时候扎红头绳的样子。”
我合上日记,泪如雨下。原来,在她记忆的迷宫彻底崩塌之前,她最后选择珍藏并带走的关于我的画面,不是我成年后奔波憔悴的模样,而是我最无忧无虑的童年瞬间。她用这种近乎残忍的方式,完成了母亲最后的保护:忘记此刻的痛苦与拖累,只记得最初的美好。
十五年,我们一同对抗的是有形的肿瘤。最后一个月,我独自面对的,是她无形却彻底的消逝。这场漫长的告别,没有赢家。医学延长了她的生存期,却无法守护她的记忆与人格。我付出了全部青春陪伴,却在她最需要“被记得”来确认这份陪伴的意义时,被彻底遗忘。
如今我才懂,陪伴一个亲人走向生命终点,不仅要学会照料衰败的身体,更要学会承受“被遗忘”,并在这种彻底的孤寂中,依然握紧她的手,直到最后。因为爱在最终,或许已与记忆无关,它只是一种习惯,一种深入骨髓的、条件反射般的温柔与守候。母亲忘了我是谁,但我永远记得,我是她的女儿。这份单方面的记得,便是这段十五年抗争之路,留给我的、最沉重也最唯一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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