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4日夜，汉城上空火光翻涌，退却的卡车队堵满大路。一名韩国少尉抢过同伴肩上的枪，嘶哑地吼道：“再不走就全完了！”在人群惊惧的喧嚷中，美军顾问只能不断挥手维持秩序——这是“汉江防线”彻底瓦解的瞬间。此情此景，埋下了一个问题：装备优于志愿军的韩军，为何总在对阵中溃不成军？答案并非一句“胆小”这么简单。
时间往前拨到1950年10月。联合国军一路北进，麦克阿瑟在东京自信满满，声称中国不敢越过鸭绿江；而韩国军官会议上却弥漫着另一种气氛。时任第一师师长的白善烨摊开新崔字坡附近俘获的文件，郑重提醒美军第一军军长米尔本：这里出现的绝非民兵，而是成建制的中国野战军。米尔本笑着摇头，却在转身时嘀咕一句：“韩军总爱夸大其词。”这种轻忽，后来用滚烫的战败证明了代价。
云山、清川江、昭阳江，志愿军的山地渗透战法连环奏效。韩国第七师数次回头看不到友邻部队，只剩寒风中的枪声。美国历史学者贝文·亚历山大统计，1950年11月至12月短短六周，韩军折损部队编号多达九个师，平均建制被削去七成。这些数字背后，是动辄深夜突袭、白昼伏击、再次夜行的高强度节奏。对于来自农田的新兵，那是超出体能与心理两重极限的打击。
志愿军夜战给韩军留下刻骨阴影。没有照明弹，枪声忽左忽右，山谷里突然出现的冲锋号仿佛无数面孔在黑暗中逼近。有意思的是，李奇微在1945年琉球群岛就吃过日军夜袭的亏，可仍被迫承认：“与中国士兵周旋于山岭，远比硫磺岛顽敌更难对付。”若连美军都要反复加固环形防御，那些依赖教科书战术的韩国排长更不可能稳得住阵脚。
史册上关于“宗主国情结”的解释常被视作韩军恐惧心理的第二层缘由。自1392年李氏朝鲜建立起册封关系起，四百余年的藩属观念潜移默化，塑造了朝鲜半岛对“中原王朝”的敬畏。虽然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终结后，这种封贡体系已成废墟，但在多数农家子弟心里，祖辈口口相传的“天朝在上”依旧能勾动潜意识深处的畏缩。李奇微在回忆录里点评：“在他们的文化传统里，挥枪指向中国，几近大逆。”说得或许直白，却并非空穴来风。
不过，如果没有战场上的凌厉一击，仅凭传统心理也难令军队如此失色。志愿军之所以令韩军绝望，根子还是“打得太快、损失太轻”。第一、二、三次战役期间，志愿军采取“打隔插、围三面、留一路”，主打快速机动，不恋战。韩军被切断补给，一旦指挥链断裂，就会出现“师里只有营、营里只有连”的局面，无论装备再先进也难以组织有效抵抗。白善烨在逃出临津江后写下这样一句话：“当黑夜停止，才发现整条防线只剩我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韩军内部的晋升与训练也暗藏硬伤。美式军规讲求联合作战和火力配合，可从光州到春川的各国顾问早已发现，许多韩国军官更信奉家族、同乡关系，战场指令常被私人情感左右，一遇危机便呈“离散式溃退”。与此相对，志愿军参谋值勤到连队最末端，文书都能背下作战要图。战斗节奏越乱，韩军越难协调，志愿军却如鱼得水。
1951年5月中旬，五马峙一战，将这种差距推到顶点。志愿军20军在张翼翔指挥下，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仅用一天就切断韩国第三军团退路。两万余名装备精良的兵力，被压缩在丘陵丛林间。空中虽有美机投弹补给，但地面通信遭炮火摧毁，第三、七师陷入群龙无首状态。刘载兴飞抵前线，扯开机舱门怒吼：“必须突围！”得到的回应却是惶恐目光。最终，23000人只剩2050人回到釜山，第三军团番号就此被撤销。
韩军连番失利，美方顾问心知肚明，单靠供给和训练难解根本问题。1951年7月停战谈判伊始，一份内部评估呈至华盛顿：若完全撤去美军，单纯依靠韩国兵力，“三个月内朝鲜半岛北纬37度线将再次易手”。这份报告从未公开，却在五角大楼流传多年，成为研究韩军“志愿军综合恐惧症”的参考范例。
不可忽视的还有战俘因素。根据联合国军战俘登记，1951年春以前落入志愿军手里的韩军约八万人，其规模超过同阶段被俘美军十倍。战俘被遣返后在部队口口相传“志愿军不惧死、行军如风”的细节，进一步放大了恐惧。有人甚至夜里惊醒，高喊“他们又来了”，足见心理阴影之深。
李奇微离任前在东京屯田兵营召开总结会。面对地图，他指尖停在汉江附近，低声说：“空中优势保住了我们的体面，可陆地上真正让他们崩溃的是那支来自鸭绿江南岸的军队。”参谋们默然，没人反驳。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如若失去天空，地面整条战线很可能被重新撕碎——而那种可能，不容他们细想。
回望这段战史，韩军对志愿军的畏惧源自历史传统、心理负担，更源自接连不断的惨痛败绩。一个军队只要在实战中连续受挫，必然对对手形成难以抹去的阴影；当这种阴影叠加上几百年文化潜意识，恐惧便成了挥之不去的幽灵。志愿军之所以能够给对手留下“天兵天将”的印象，不靠神话，只靠在山岭雪谷里迈出的每一步坚实行军，以及一次次近乎苛刻的血火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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