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夏，北京北海团城里一场明清书画展刚开幕，陈毅身着便装悄悄而来。面对《游春图》与《平复帖》，这位久经沙场的元帅驻足良久，连声称奇。陪同人员告诉他，两件稀世真迹皆出自张伯驹之手捐献，陈毅当即写下题词，盛赞“国宝有主，幸甚”。这一幕，为十五年后的追悼会埋下伏笔。
时光来到1972年1月10日，寒风凛冽，北京医院里弥漫着哀恸。上午刚过，陈毅的灵柩已安放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就在各方宾客陆续进场时，钓鱼台西楼的窗帘猛然拉开，午休未眠的毛主席轻声吩咐：“调车，我去送老陈。”一句话打乱所有预案，身边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匆忙为他披上一件深色大衣。睡衣未换，薄毛裤外又罩条羊绒披风，车队破雪而出。
周总理几乎同时接到电话，顾不得脚上还踩着拖鞋，抓起大衣就往外冲。车上才换好外套，他一遍遍嘱咐警卫：“务必抢先到场。”抵达会场后，他先去安慰张茜，又安排警卫扩充秩序。因为主席要来，原定节制规模的追悼会瞬间升格，礼堂外挤满自发赶来的老战友、老干部。
下午三时，哀乐响起。毛主席在周总理搀扶下步入厅内，环顾四周，上千只白菊堆成雪海。忽然，一副写满七律长句的墨色挽联映入眼帘。落款二字：张伯驹。主席放慢脚步，轻声念完，又侧头问张茜：“老陈同他交情深？”张茜点头，简单汇报张伯驹此刻囊橐羞涩、夫妇生活清苦。主席眉头微蹙，只说了一句：“请恩来同志办一办。”
这句话传到总理耳中，当即化作具体动作。次日，国务院办公厅电话打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张伯驹聘任文件，迅速呈报。”实际上，馆里早已拟好聘书，却苦等批示。主席的嘱托成了最后的发令枪，盖章生效，随即派人登门。张伯驹正在破旧小院中抄写《千字文》，听到敲门声，见来者递上的红头文件，顿时哽咽失语。
许多人只看到这份迟来的任命，却少有人回想起两位老友早年的交集。1957年那次展览后，陈毅多次把这位“民间国宝守护者”唤到府上夜谈。陈帅豪气，举杯便说：“我敬你，不为诗才，只为你舍金买宝不给外人。”张伯驹回答轻声却铿锵：“国破山河在，宝若失，人心也散。”二人一酒一茶，谈到深夜，惺惺相惜。
进入六十年代，风雨骤起。张伯驹因出身与旧履历陷入重围，生活顿失依靠。陈毅得讯，几番托人设法安排东北博物馆的顾问职务，并亲笔信鼓励他“保重身心，弘文续史”。可惜形势汹涌，很多善意的安排无疾而终。张伯驹自嘲“寄身乱流，惟有残卷慰怀”。直至1972年，老朋友逝去，他只能以挽联寄情。
就在追悼会之后，张伯驹夫妇受邀出任文史馆馆员，待遇与副部级相当，另配给四合院一所。可惜喜讯来得太迟，悲痛仍在发作。陈毅的离世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张伯驹终日以泪洗面，右眼不治失明。老伴潘素劝慰无果，他常说：“此眼既不能再见老总，瞎了也罢。”
1974年春，西安医师妙手复明了他的右目。暮年的张伯驹又提笔书“盲翁再睹光明”八字，自嘲而欣慰。不久，张茜托人送来陈毅生前最爱的一副乌木围棋，附信言简意赅：“陈毅常念二位，请多珍摄。”张伯驹双手捧棋，良久无语，只让来人捎去感谢。
从陈毅与张伯驹的交往，可见新中国建国一代对文化血脉的珍视。一个是领兵百万的开国元帅，一个是散尽家财守护书画的布衣藏家，他们在硝烟与书卷之间找到共同的底色——都是把国家命运置于个人得失之上的脊梁。追悼会上的那幅挽联，既是张伯驹对知己的深情告别，也像一把钥匙，为自己打开了与共和国再度携手的门。假如没有那场雪夜里突然的决定，没有主席看似随口一句的关照，一位老人或许要在贫病交加中度过晚年。历史的峰回路转，往往系于人心一句惦念。
此后，张伯驹在文史馆著书、编录、鉴定，从明清入手，一直研究到唐宋，留下十余部学术专著；馆中年轻人称他“张老”，他却笑言自己只是“看书的人”。1979年，八十高龄的张伯驹离世，遗嘱只有两句话：“此生无憾；愿国宝长在。”
而当年那副写给陈毅的长联，如今静静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本支书法因承载的友情而熠熠生辉，人们阅读它时，也许会想起那个风雪午后，毛主席停在花圈前的凝视，以及一句沉甸甸的嘱托——“请恩来解决一下”。这不是简单的关照，而是一段跨越战场与书斋的守望，也是时代心跳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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