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初夜，大别山北麓细雨未停，山道泥泞。刘邓大军前指的一盏马灯在雨幕中摇晃，几个参谋踩着湿滑的石阶奔向山顶的土屋，他们带来一纸任命：鄂豫军区正式成立。消息传来，山谷里并无隆隆礼炮，只有夜风卷着草木的清味。可是谁都明白，这支新编部队肩上的担子极沉：它要让大别山真的“红”起来。
鄂豫两省交汇处，地形破碎，山岭纵横，既是屏障，也是桎梏。此前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留下的底子所剩无几，日伪又割据多年，民众对战乱有着本能的戒备。刘伯承一句话点破关键：“没有后方，就没有阵地。”于是中央决定：用现有主力抽骨架，把根据地扶上马。就这样，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各抽精锐，像拼图一般拼出一支“杂牌”却并不杂乱的新军区。
看似简单的“四拼”方案，背后却有一条清晰的逻辑：野战军少掉部分牙齿，换回整片肌体。四个纵队各有特长，一纵擅穿插，二纵长夜袭，三纵重协同，六纵善山地。把他们拆开再混编，不仅补齐了地方武装的短板，还在敌人眼皮底下营造出一种“到处都是主力”的错觉。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在报告里发急：“大别匪情如雾，真假难辨”。
调兵遣将之外，更紧迫的是后勤难题。十多万人从晋冀鲁豫一路南下，时间卡在盛夏转深秋，棉衣成了头等大事。出发时带的旧军装多是单衣，碰到山里湿冷，伤寒一夜冒尖。王宏坤率十纵后续抵达，行李里除了弹药，就是整麻袋的银元和成匹布料。有人疑惑为何不直接运棉衣，王宏坤轻声回答：“一刀布，就是一条命。”银元和布，能最快在集镇上换来棉花、粮食，还能酬谢地方织工。不得不说，这种“就地取暖”的思路，比长距离运输稳妥得多。
鄂豫军区首任司令员王树声，此时四十三岁，胃病缠身，夜里常咳得脸色苍白。他从鄂西北往返前线多次，深知山区根据地的脆弱。有人劝他保重，他摆手：“大别山是老家，不能再失手。”副司令员郭天民却是另一番情绪。出生于一九○五年，打从二十年代起就和枪炮相伴，解放战争初期在晋察冀当二纵司令，张家口一役后被调出野战序列。到了大别山，他被告知“先稳后打”，难掩郁闷：“天天游击，手痒得慌！”王树声笑，他知道郭天民的脾性，于是把稳定后方的职务一股脑压给自己，尽量给老伙计留点硬仗机会。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商城县北五十里，鄂豫军区首次集中作战。目标是国民党保安第八旅一个团。参战兵力不大，但打法讲究。夜里十点，三纵抽调的一个加强连打头阵，先封锁道路；凌晨一点，一纵派出的四十门迫击炮齐射，山谷里火光连成红线；天亮前，二纵的尖刀营从侧翼抄到团部，“缴获电台一部、掷弹筒十八具”，敌人溃散。郭天民兴奋得在战报边上写了句笔记：“开胃菜，可惜量小。”
可惜之余，效果立竿见影。大别山外围几个县城的保安团相继撤走，给根据地腾出空隙。趁着这股势头，鄂豫军区三面出击——西抓物资，南护通道，北建医院。最难的环节其实是安顿伤员。当时大别山人烟稀疏，行医草药居多，需要集中医疗点。军区在麻城南五里搭起简易竹棚，后来演变成“麻城后方医院”。统计显示，仅四八年春季，这里就收治伤员两千一百六十人，截肢率低于当时华中平均水平。原因在于采用了山里民间偏方“石膏草泥包”，不仅止血，还防冻疮，算是艰苦环境下的一个小奇迹。
春去冬来，鄂豫军区的行政版图扩大到两省十一个专区。也正因如此，作战频次并不如野战军那般密集。对郭天民来讲，这是一种别扭的“闲”。一九四八年五月，他在随县檀树岗和王树声碰头时开玩笑：“老王，再这么‘猫抓耗子’下去，长枪要锈了。”王树声递过茶缸，也不恼：“等你真要打大会战，恐怕还要我来给你补人补枪呢。”
机会果然来了。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军委电令，鄂豫军区抽调七千多人，配合邓子恢、张震部队发起桐柏战役。这是郭天民久盼的大场面。他带着新扩编的第十一旅连夜行军两百里，于桐柏山北麓截断敌人退路，围点打援，四十八小时斩俘三千。战后总结会上，郭天民难掩得意，却也吐槽：“这才算过瘾，可惜时间太短。”王树声摇头：“枪炮声不能当饭吃，老百姓若没地种，咱就是白打。”
大别山的稳固，最终要看土地改革与政权建设。军区在各县推行减租减息，清算土豪劣绅。资料记载，立煌、金安一带不到三月便分田二十余万亩，农具牲畜也按户折分。群众基础一厚，兵源便源源不断。四八年底，军区民兵发展到十五万，一时间“家家有红枪”。这股力量在后来的防御作战里立了大功：敌军扫荡未至，民兵早已破坏道路、隐匿粮仓，使国民党部队进退失据。
一九四八年秋冬交替，华东野战军在中原腹地发动淮海决战。鄂豫军区的主力被抽调北上，与十八、十九兵团合编，组成新的第二十四军。在徐蚌会战旧集至邓县一线，他们负责阻击援敌，这是名副其实的硬角色。郭天民作为该军副司令，终于如愿以偿。两个月鏖战，他归队时带回一句玩笑：“现在痛快多了，肩膀也不痒了。”
留守大别山的王树声继续“啃硬骨头”。大军陆续北调，他的兵力锐减，地方压力却倍增。国民党河南保安司令胡宗南趁机企图反扑，十二月初增派整编第九十师插向光山。王树声令民兵配合正规化残部，利用连绵山势设伏，一夜苦战擒敌团长，断其补给，迫敌退回潢川。山民奔走相告：“红军还在，山林有底气。”
一九四九年春，鄂豫军区任务告一段落。按照统一整编方案，军区机关并入华中军区，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二野战军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兵团序列。王树声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被任命为湖北军区司令。临行前，他回望重峦叠嶂，向身边警卫员叮嘱：“告诉山里人，咱不走远，守山还是咱的军。”而郭天民则随部南下，先后参加渡江、广西等战役，继续寻找他心心念念的“过瘾大仗”。
四年苦斗，大别山终于从“游击区”转为“根据地”。表面看，鄂豫军区是四支纵队的拼凑产物；深究起来，它更像一座临时搭建的桥梁：一头连着野战军，一头系着老百姓，支撑起刘邓大军在长江以北的最后一个稳固后方。没有这座桥，南线用兵便成无根之木；有了它，才有后来赫赫有名的渡江战役、广西追歼。
作战之外，它更留下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从四七年冬到四九年春，鄂豫军区共发动大小战斗一千五百余次，歼敌六万三千，扩军近三万人，收缴枪支五万余支。数字背后，是山洪、瘴气、冰雪，也是无数无名战士夜行山路，不知归期。郭天民曾总结：“战略支点并不靠枪炮堆出来，而是千家万户推着咱往前走。”这句话，道出了鄂豫军区存在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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