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卸任东海舰队司令员的刘浩天站在吴淞口，望着江海交汇处翻涌的浪头，突然对身边战士轻声说了句：“十二年前的那一仗，可不能忘。”风里带着咸味，也带来了1963年那场风波的记忆。
回到1963年5月，“跃进”号刚度过自己短暂却荣耀的处女航。那是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中国人用五十八天就把它从龙骨铺设到下水，创下当时世界罕见的纪录。对年轻的共和国来说，它承载的不仅是玉米和机械，更是工业自强的决心。
同年“五一”拂晓，汽笛划破青岛港的寂静，“跃进”号顶着晨雾出发，驶向日本。彼时冷战暗流汹涌，中苏嫌隙已现，西太平洋潜艇游弋。海员们虽有些忐忑，却更为肩头的使命而兴奋——这是中国造船工业向外展示实力的绝佳机会。
当天14时许，正在中南海批阅文件的周恩来刚放下笔准备合眼，电话骤响。“总理，’跃进’号在苏岩礁海域失联。”话筒那端语气急促。楼外槐树依然投下疏影，屋内气氛却瞬间凝固。沉默几秒后，只听总理低声吩咐：“立即派舰船救人。”八个字掷地有声。
5月2日，东京一家电台广播——“中国货轮被三枚鱼雷击沉”。消息如炸雷滚过各大通讯社，猜测、指责、同情汇成一片。那时的国际舆论场对中国并不友善，若坐实“遭袭”，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决意按兵不动，先要证据，再谈立场。
船员被日本渔船救起后送往佐世保，随即由我海军接回上海。临时调查会上，几名船员异口同声：“听见一声闷响，像是鱼雷。”船长却坚持：“更像触礁，冲击只有一下。”短暂对峙，证词冲突。总理只是低头记录，末了抬头道：“再核查，我们要拿铁证。”
5月中旬，东海舰队临危受命。刘浩天那晚正在司令部灯下批文件，接到电报后只回了六个字：“我们亲自去！”海军老兵回忆，当时他合上公文包，随手把熬夜的咖啡喝了口便登车，动作干脆。
十艘舰船、千余名官兵连夜集结。18日清晨，编队顶风破雾离开吴淞口。海面浪高两米，船舷一阵阵拍得发颤，但潜水员们来不及多想，一令即下，跳入冰冷海水。作业水深五十米，暗流咆哮，海底能见度不足半米。潜水员靠双手摸索，一点点丈量残骸。
七十二次下潜换来第一批确凿线索：船体左舷三处豁口呈不规则撕裂，龙骨弯折，甲板油漆与苏岩礁岩石上脱落的紫红色碎屑吻合。外爆特征缺失，内舱货物整齐，船板亦无鱼雷战伤典型“吹鼓”痕迹。种种细节让“被击沉”之说逐渐失色。
一纸加急电报飞抵北京。5月24日，周恩来在交通部的报告上批示：“领导要下到一线，带头求实，严禁臆测。”当晚的国务院会议，他反复提醒诸部长：舆论汹涌，不可失口，更不可失真。
6月1日，调查组收网。编队拖带起“跃进”号的二副舵轮、舱门及航向记录仪返航。数据与潜艇兵专家的比对得出结论：沉船因夜间大雾、流速判断失误，加之航向仪调整延迟，导致触撞苏岩礁，随即进水倾覆。
6月5日，新华社发布官方通报，驳斥“鱼雷袭击”谣言，并公布所有坐标、残骸照片及潜水日志。几家曾高调指责的外媒悄然修改了报道，未再提“击沉”的字眼。国际风波至此平息，靠的并非一纸公函，而是用事实说话的调查。
这场风波过后，海军总后总结出近百条改进措施：航行预案必须细化到每小时、雨雾航区必须双岗瞭望、舰长对新式航仪要经过专训方可领航……制度一旦订下，上上下下执行得分外认真。刘浩天后来谈到：“硬脖子软不得，海浪不相信口号。”
翻检刘浩天的履历，可见那句“亲自去”并非一时冲动。1927年他才十五岁就加入少共，摸爬滚打一辈子，长征冰雪、高粱坡血战、长津湖泼火，只在行。文化底子虽薄，却始终以“多花时间补漏洞”为信条。建国后抓步校、建海军，他天天窝在灯下批文件，医生叮嘱多休息，他摆手：“身体是铁，工作更硬。”
1965年，周总理视察东海舰队，看完海空协同演练，半开玩笑拍着刘浩天的肩膀说：“你们的浪，比陆地的山路难走啊。”一句话逗得将士大笑，也把那场调查的艰辛留在了回忆里。
“跃进”号永远沉在三十二度六分北纬、一百二十五度十一分四十二秒东经的海底，成为中国造船史上一处无法打捞的伤痕。可它换来的一部操作规程，后来护送了成百上千艘新船远行。沉船成了教材，损失孕育经验，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另一种补偿。
刘浩天在世时常告诫后辈：“记住苦日子，也记住教训。”他走后，东海舰队每年依旧会在苏岩礁海域组织演训，潜水钟一次次下沉，海水黝暗，却再无人怀疑那块礁石的存在。人们称那片海为“跃进湾”，不是为了纪念一次失败，而是为了提醒后来人——航程再远，也要把方向校准，把事实弄清，然后才有资格高声吹响汽笛，驶向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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