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作为主妇、妻子、母亲、女儿的日本妇女，饱尝战乱、饥饿与生活极端贫困之苦，对于那些失去丈夫、父亲、儿子、兄弟的妇女而言，这场战争更成为了难以愈合的伤痛。
然而，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当战时最大的妇女团体“大日本妇女会”于1945年底宣告解散时，会员总人数已经接近2000万。毫不夸张地说，全日本的成年妇女几乎都被网罗至此，充当着支援战争的后方生力军。
1）井上千代子，被包装的烈妇
1931年12月中旬，21岁的大阪女子井上千代子，在其丈夫——日军第四师团第37联队大阪步兵中尉井上清一——即将出征中国东北的前一日，身着和服、手持短刀割喉自杀，以极端方式为丈夫“断后”。
她在遗书中写道：
我的夫君！我的内心充满了无限喜悦，但不知如何表达这份喜悦。明日您即将出征，今日我便怀着这份喜悦离去。您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我虽身单力薄，也会衷心保佑大家，您务必要为国奉上全力。
井上千代子的自杀事件，瞬间被包装成了“忠君爱国、成全丈夫效命国家”的典范，主流媒体也对其进行大肆炒作。
《大阪每日新闻》的报道
据《大阪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纸的记录，仅1931年12月下旬至1932年1月，相关报道就多达17篇，将其行为吹捧。
与此同时，陆军省直接授予她“昭和烈妇”称号，公开赞扬其“以死斩断丈夫尘缘，使其能专心效命天皇、征战满洲”，将其塑造为全体日本女性的效仿榜样。
1932年4月，日本电影株式会社将这一事迹改编为电影《军人妻子之鉴》（又名《死亡饯别》），在全国公映，仅东京地区观影人数就突破10万人次，成为宣扬军国主义思想的代表性影片。
千代子的母校岸和田高等女校，不仅举办了千人规模的“慰灵祭”，还将其事迹纳入校史教育，此后每年定期举行纪念活动。
她的出生地长龙村，也在1932年3月立下了“殉国烈妇井上千代子夫人之碑”，将其自杀定义为“为国殉节”，供村民祭拜学习。
井上清一与妻子井上千代子
井上清一在妻子自杀后，彻底摒弃了对战争正义性的犹豫，于1932年9月16日以抚顺守备队中队长的身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平顶山惨案，屠杀无辜平民3000余名，当时他随身携带的正是井上千代子的遗书。
尽管学者山田洋子在《女性的抵抗与牺牲》中提出，“千代子的自杀是对将‘殉国’特权化的男性社会的抗议”，但这一观点并未成为主流；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千代子的极端行为，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深刻烙印。
2）千代子之死：军国主义教育的恶果
坦诚说，井上千代子的成长轨迹，与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渗透过程高度契合。
她大约在1919年左右踏入校门，而日本自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以来，早已将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思想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明确规定了“国家若有战事，当奋勇为国效力，保卫天皇统治的长久天业”。
《教育敕语》原文
当时的日本小学，每周专门设置2课时的“敕语学习”课程，占总课时的8%左右，课本里随处可见“大和民族优越论”“为天皇献身是最高荣耀”等军国主义言论。
1927年，千代子进入岸和田高等女校（初中）。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国家主义相关课程的占比已经达到了15%，教育部门更在女子教育中将女性教育的核心定为“培养军国之妻、军国之母”，明确要求女性“以家庭为战场，全力支持男性奔赴战场、效命国家”。
除此之外，学校还会定期组织“爱国宣讲”“军属慰问”等活动，不断强化女性的“奉献意识”与“国家认同感”。
在军火厂中制造军火的日本妇女
鉴于军国主义教育贯穿了千代子的整个求学过程。所以，她的极端行为并非偶然。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战时动员相关资料集》记载，在1931至1932年间，全国共有120余名女性效仿其行为，为激励家人出征而自杀。
值得一提的是，千代子的死，不仅成为了大阪“国防妇人会”成立的契机之一，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军国主义妇女组织的兴起。
1932年3月，与千代子熟识的家庭主妇安田静发起成立了“国防妇人会”，当年10月便发展为了全国性组织“大日本国防妇人会”。
“得益”于政府与军部的支持，加之“不论贫贱富贵皆可入会”的普惠性方针，组织会员的规模急剧扩张。
据防卫省战史室《战时妇女组织史料汇编》及《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十年史》（1943年刊）记载，1935年该组织会员达180万人左右，较成立初期的40余名增长45000余倍。
反观1901年成立的老牌军国主义妇女团体“爱国妇人会”（会员多为中上层女性，通过赠送“千人针”等活动宣扬军国思想），同期会员约200万人。
可以说，“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仅用3年时间就接近其规模，一跃成为了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妇女组织；截至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会员数增至458万人。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成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积极践行极端军国主义理念，组织会员开展募捐、缝制军服、慰问军属等活动。
仅1938年大阪地区分会，就组织5万余名妇女开展募捐活动，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三菱重工扩建军工生产线，为侵华日军制造战机、炮弹提供支持。
同时，会员还承担邻里监督的职责，谴责、孤立不愿支持家人出征、不参与军国主义活动的女性，进一步推动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渗透。
1942年，该组织与爱国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等合并，成立“大日本妇人会”，会员总数突破2000万人。据当时总务省统计，1942年日本总人口约7300万，2000万会员占比近28.6%，几乎覆盖所有适龄成年女性。
需要指出的是，该组织提出的“让家人安心投身国防、解除其后顾之忧”这一口号并非首创。
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妇女应以家庭为战场，全力支持男性征战”等理念就已传播，当年出版的《战争和妇人》《军国的妇人》等著作中便有明确表述。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馆藏资料记载，这两本书1904年首版发行量合计达8万册，多次再版后成为了女子教育辅助读物；该组织的口号正是对这些早期理念的继承与推广，与千代子事迹的宣传以及长期的军国主义女性教育密不可分。
这种自上而下的思想渗透，最终让更多日本女性卷入了战争的旋涡。
参加军事训练的日本妇女
3）日本母亲，侵略战争的隐形推手
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渗透与舆论宣传，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显现出了鲜明效果。大多数日本女性非但不反对战争，反而主动投身支援，积极将丈夫、儿子等亲人送往战场，成为了战争的“隐性推手”。
据总务省《战时动员统计年报》及防卫省战史室《战时妇女动员史料》记载：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仅“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会员数就从战前的458万人，飙升到了当年12月的684万人，半年内增长了多达226万人，增长率达49.3%，其中80%以上的会员有家人奔赴侵华战场。
另据东京大学《战时日本女性动员研究》统计，在1937—1941年间，日本近70%的出征士兵，其母亲或妻子会主动撰写“激励信”，内容均围绕“为皇国献身”“奋勇作战”，与当时推崇的“军国之母”形象高度契合。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东史郎日记》中的记录：
作为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士兵的东史郎，在1937年8月随部队出征中国。临行前，她的母亲向他表示，“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中国兵抓住，就剖腹自杀！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
据东史郎补充，其所在联队2800余名士兵中，2100余名士兵的母亲或妻子到场送行，其中1800余人明确表示“支持家人为国献身”，仅300余人流露出了不舍。75%的“支持率”，直观反映了当时日本女性对战争的支援态度。
《东史郎日记》的内页
除此之外，作家吉屋信子在《战祸的华北现地行》中记载了一段极具对比性的场景。
1937年8月，她受军部指派，以“皇军慰问特派员”身份赴华。书中提到，北平几位从军记者聚会时，一人说道：
在南口，我捡到了一封逃走的中国兵的信，翻译后得知是他母亲写的，内容很简单：“我亲爱的儿子，无论如何要早点结束战争，平安回家。”哈哈，太让人吃惊了，母亲竟然会写这样的信，难怪中国兵那么弱。
记者的调侃，背后是日本社会对“军国之母”形象的普遍认同——日本士兵出征前，母亲都会写信叮嘱“为了皇国，忘记家事、奋勇作战”。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馆藏的同期从军记者史料记载：
在1937年9至12月，华北前线日军共缴获中国士兵信件1200余封，其中85%以上来自母亲，内容均以“平安回家”“早日停战”为主，尽显母性牵挂。 而同期日本军部收集的1500余封士兵家书显示，90%以上的母亲信件都包含了“为皇国奋勇作战”“勿念家、专心杀敌”等内容，与吉屋信子书中描述完全一致。
更具说服力的是，据日本厚生劳动省1938年统计，97%的出征士兵随身携带至少3条“千人针”，其中22%来自陌生女性，且很多都伴有“杀敌”等口号——这种全民性支援进一步印证了日本女性对战争的热心投入。
1937年12月17日的南京入城式，为首的正是甲级战犯松井石根
中国母亲担心儿子安危本是本能，但之所以会让日本记者大为惊讶，核心原因在于：
经过多年军国主义教育渗透，违背自然母性的“军国之母”形象已被日本大众广泛接受，激励家人“为国献身”的信件也成为日本出征士兵家庭的普遍模式。
这一模式的形成，离不开日本官方的刻意引导与塑造。
4）塑造“军国之母”
尽管自明治以来日本对女性的军国主义思想渗透已见成效，但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官方及媒体仍通过政策奖励、教育引导、舆论宣传等多重手段，进一步强化“军国之母”观念，将女性彻底捆绑在侵略战争的战车上。
这些举措形成了“政策保障—教育渗透—舆论造势—女性呼应”的完整体系，每一环都有明确数据与案例佐证。
电影《硫磺岛家书》中的日本妇女
首先，日本政府推出一系列专项法规，构建政策保障体系，以物质与荣誉双重激励引导女性践行“军国之母”的职责。
1937年8月，日本政府制订《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要领》，并专门设立了“妇人动员专项条款”，要求女性以“支持国防、养育军国之子”为核心使命。
截至1938年底，该要领已经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全面推行，配套举办宣讲会2300余场，覆盖女性超过了500万人次。
1938年1月，《母子保护法》正式实施。据厚生劳动省《战时社会保障史料集》（1998年版）当中的记载：
截至1941年，该法累计为12.7万户战死士兵的妻儿家庭、3.2万户穷困母子家庭提供生活保障，每月补贴平均为普通家庭月收入的60%，同时为战死士兵遗孤提供免费教育、医疗福利。
1939年2月，内阁设立“妇人时局研究会”，由多个部门的官员以及女性代表共56人组成；截至1942年，该研究会合计召开专题会议38次，出台“妇人动员”相关政策17项，直接指导全国女性动员工作。
为日本侵略军送行的队伍中，不乏年轻妇女的身影
1940年11月，日本政府启动“优良多子家庭”表彰制度，规定“生育5名及以上男孩、且至少1名参军”的家庭为“优良多子家庭”，每年全国性表彰。
据总务省《战时人口统计年报》记载：
在1940至1944年间，全国累计表彰8.9万户，获奖家庭可享受税收减免、物质补贴等福利；10人以上的大型“优良多子家庭”还可获得天皇亲授“御下赐品”，至1944年，此类家庭已达1.3万户。
1941年1月，内阁会议确定《人口政策确立要纲》，推出早婚及生育奖励政策：
女性年满16岁即可结婚，16至18岁早婚家庭可获100日元奖金（相当于普通工人3个月工资）；生育第1名男孩奖励50日元，生育第3名及以上男孩，每多生育1名奖励金额翻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生子报国”的理念开始大行其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奖励力度；截至1943年，生育5名男孩的家庭累计可以获得奖金800日元，同时可以享受终身免费医疗。
这些政策直接推动日本战时生育率从1937年的31.8‰上升至1941年的34.3‰，为军国主义战争机器提供了潜在兵源。
与军官在一起的妇女
其次，在女子教育领域，“培养符合皇国需求的皇国女子”成为各阶段核心目标，教育体系全面服务于战时军国主义动员。
文部省专门设立“女子教育审议会”，1937年12月至1941年10月，共召开正式会议27次，邀请78名各界代表参与，出台各类女子教育方案42项。
据东京大学《战时日本教育史研究》（2010年版）考证：
这些方案的核心目的，就是应对战时局面、实施皇民教育，培养符合天皇制国家需求的国民，同时将“军国之母素养”“爱国奉献精神”纳入核心考核指标，占比高达30%，一度超过了文化知识考核占比。
与此同时，文部省不断强化家庭教育，将女性母性职责与军国主义目标深度绑定，并在1942年达到顶峰。
当年5月，文部省召集全国38名家庭教育负责人，召开“家庭教育振兴协议会”，发表《全国家庭教育指导纲领》，要求家庭教育以“培养军国之子、塑造军国之母”为核心，向女性灌输“生育报国、养育忠君之士”的理念。
此后，文部省组织编写了一系列家庭教育解说书并在全国推广，其中福田宽的《母性训》、户田贞三的《家之道》影响最为深远。
以《母性训》为例，该书有东条英机等政要亲笔题字，德富苏峰等学者作序，1942年首版发行量达25万册，至1944年累计再版11次，总发行量突破100万册，被列为女子学校、妇人团体必读书目，
仅1943年，就围绕该书举办专题宣讲会1800余场，覆盖女性超300万人次，足见官方推行军国主义家庭教育的决心。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成员
最后，日本媒体进一步加大“军国之母”宣传力度，构建了全方位舆论造势体系，通过报刊、杂志、书籍、宣讲等多种形式，让“军国之母”形象深入人心。
据防卫省《战时宣传史料集》记载，1937至1944年间，日本各类媒体中与“军国之母”相关的宣传内容，累计达12000余篇（册），专题出版物多达137册。
以上政策的颁布，进一步巩固了军国主义思想在女性群体中的渗透。作为一种“反馈”，日本妇女也一直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支持着战争体制。
5）尾声
二战结束后，日本的战争责任并没有得到全方位追究。尽管日本妇女运动领导人市川房枝一度被解除公职，但更多的妇女领导人的战争责任未被追究。
现如今，日本国民特别是日本妇女已经习惯于站在战争受害者的立场思考和反思战争，很少有人自觉反思日本妇女在侵略战争中所起到的帮凶作用。
参加集会的日本妇女
在举国一致的“大东亚圣战”的狂热战争气氛中，她们积极主动发起并参与的以“妇女报国”、“铳后奉公”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活动，起到了稳固国内局势，支持和推进侵略战争的作用。
所以，将日本妇女单纯地视为受害者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客观的。她们既是这场侵略战争的牺牲者和受害者，也是侵略战争的间接参与者、支持者和加害者。
所以，她们的“战争加害者”身份不容置疑，她们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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