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凌晨，上海吴淞口仍在硝烟里。与此同时，隔海相望的台湾基隆港，多了一位匆匆上船的中年人——毛森。没人想到，四十三年后，他会以“旅美老人”的身份踏上杭州站站台，并在江山老宅的堂屋里写下“谢谢亲爱的乡亲们”八字。时间把锋利的棱角磨圆，可许多拐点依旧清晰。
毛森1908年生于浙江江山县。家贫，识字来得晚，十五岁才坐进私塾。不久他借用了同姓邻居的高小毕业证去考师范，这个小动作让他第一次尝到“变通”的味道。师范结业，他只做了一年教员便转头考进浙江警官学校，随后被毛人凤看中送入特训班。正是这条路径，把他从县城教坛推向了风声鹤唳的军统江湖。
1933年冬，中央军驻闽部队与蒋介石对峙。毛森以《中央日报》“特派记者”身分潜伏福州，持续三个月上报动态。蒋军十万围剿成功，毛森由此平步青云，先任福州警察局特警组主任，后再赴上海组建行动总队。那一年他二十五岁，志得意满，却不知道暗线已被自己招募的交通员割断。
1941年初，他被汪伪警察厅逮捕。狱中，毛森照样遥控“锄奸”小组，竟在监号里完成四起暗杀。三个月后脱逃成功，戴笠在重庆设宴招待，并授以中美合作所东南区指挥官。不得不说，这样的信任在军统并不常见，也让毛森自觉“与戴处长心照不宣”。
抗战胜利后，上海汉奸清查是毛森的新任务。他手握名单，白天抓人，夜里点钞，数目无人统计，只知北四川路的那栋三层小楼夜夜灯火通明。解放战争爆发，形势急转直下，毛森先在苏浙皖交界构筑情报网，后又在上海外围组织“清乡大队”，三个月处决逾两百名被视为“地下党嫌疑”的青年。江南土纸上留下的家信，是他们生命最后的痕迹。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毛森经厦门逃台，初期仍受宋美龄庇护。可1950年代后蒋经国夺权，“夫人派”风光不再。审计部门翻出中美合作所的经费黑账，毛森被迫辞职，移居美国洛杉矶。异乡日子表面体面，实则心事重重：他每天叮嘱孩子说中文，晚饭后常搬出那把藤椅独坐院中，望着加州落日不语。
1981年春节前夕，他写信回江山：“家乡如今如何？听闻祖国大变，贤明者掌权，欣慰。”信件经浙江侨务部门转到县里。几个月后，江山县政府回信告知：祖宅已按政策退还；如您愿意，欢迎回乡探亲。毛森得知这条消息，沉默良久，对女儿说了句轻飘的话：“早该是这样。”
1985年，他的长女获准回国省亲。江山民政干部陪同她参观县志编纂办公室，那里陈列着几页记载“毛森罪行”的档案。女儿回来复述内容，毛森听后只说：“写得对，我有罪。”这一表态，被视作他回归的转折点。事实上，彼时的大陆对多数战犯的处置已进入“宽大与感化”阶段，毛森的请求得以被接纳，并被定为“探亲”而非“投案”。
1992年9月，八十五岁的毛森回到阔别半世纪的家乡。江山车站挤满围观乡民，他们看着这位拄拐的老人，下意识退后两步，却也无人出声。场面一度尴尬，直到县文化馆干部递来宣纸，请他题词。毛森抬手颤抖良久，落笔疾书：“谢谢亲爱的乡亲们”。八个字，写得歪歪斜斜，却让围观者的神情从戒备转为复杂。
两天后，他路过杭州。浙江省长在省府小楼会见毛森一行，话题只是“家乡建设”“侨务工作”，通稿里看不到过往是非。有人私下议论：“省长为何要见他？”另一人回答，“这不过是统战需要”。一句话，点破了现实的分寸。
上海停留时，毛森与几位旧时同僚在南京西路小饭馆见面。酒过三巡，他握住对方的手，半句玩笑：“人生何处不相逢。”对面的人沉默。毕竟，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很多同事殒命，更多人成了阶下囚，不是人人都能坐在这张圆桌前。夜色里，黄浦江浪声拍打码头，桌上酒杯摇晃，气氛微妙。
返美半年后，毛森病逝。死因是心肺衰竭，享年八十五岁。葬礼极其低调，遗嘱只留一句话：“骨灰日后可择机归故里。”家乡的旧宅如今已是红砖平房，门楣上那幅“谢谢亲爱的乡亲们”仍在。走近细看，墨色早已褪成淡灰，却还能辨认。有人说，那八个字是忏悔，也是求生之道。历史并未给出明确答案，但它让人记住一句古话——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