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7日深夜,中南海里灯火亮着。医护人员忙进忙出,气氛紧绷。毛主席忽然微微抬手,对在场的李敏、李讷低声交代:“记得替我去看看九弟。”一句话,说得极轻,却让两位女儿同时愣住。能在生命尾声仍被反复惦念的“九弟”,正是老家韶山冲的堂弟毛泽连。

追溯两人最后一次正式通信,是1975年10月。毛泽连寄来一封字迹歪斜的信,说自己因眼疾已双目几近失明,仍坚持在田里劳作。毛主席拿到信后沉默许久,只批了四个字:“此人可敬。”紧接着,他把当月全部稿费托人送往韶山。一封信,一叠稿费,维系起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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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拉回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第四野战军途经湘潭,顺道寻找主席亲属。走村串户数日,终于在韶山冲外的山坳里找到毛泽连。老人家一身粗布衣,背着锄头。带队干部开门见山:“毛主席在北京,想知道家里情况。”老人愣了半晌,才挤出一句:“二十多年没音讯了,人还好吧?”当得知主席正在筹备新中国诞生,他抹了把汗,喃喃道:“那我得去见见三哥。”

10月初,毛泽连跟着解放军的运输车北上。三天三夜的硬板车,四次换乘,终于抵达中南海。那天午后,丰泽园草坪上,阳光正盛。毛泽连刚迈进门槛,只听有人喊:“九弟!”紧接着,一件黄呢子制服扑面而来。兄弟二人隔着岁月寒暄,谁都没挪步。最终还是主席快走几步,稳稳握住毛泽连粗糙的手。草坪无人说话,风吹树叶哗哗响,好似代替旁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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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寒暄后,毛主席得知毛泽连右眼白内障已几近失明,立即安排协和医院手术,并让毛岸英全程陪护。术后,视力只恢复三成,但足够老人回乡务农。出院那晚,毛主席递给毛泽连一件深灰呢大衣:“天冷,带回去。”毛泽连摆手:“国家刚立,还穷。”主席笑了笑:“穷归穷,衣服得穿。”

1953年至1960年间,毛泽连又被陆续请进北京三次。每次仅住半月便回乡,他总说:“北京热闹,可我离不开那几亩田。”主席始终点头:“亲戚得带头,别让群众说闲话。”礼物依旧是鞋子、大衣,一样不缺,却从不涉及额外钱物。不得不说,这份分寸感,旁人很难拿捏。

1959年6月25日,主席回韶山。26日下午,他正在松山游泳池边热身,远处传来呼喊:“三哥,我来了!”毛泽连带着妻子张玉莲和四岁的毛坚平赶到。主席上岸,握住张玉莲的手:“咱们终于见面啦。”小坚平仰头喊:“主席伯伯好!”主席笑弯了腰,摸了摸孩子的头,说:“好好长,别学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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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面后多年,一桩小插曲颇有意思。1981年有人问张玉莲:“见过主席几次?”她脱口:“两次。”坐旁边的毛泽连皱眉:“再想想,1959年夏天吃饭那次呢?”张玉莲恍然:“哎呀,我竟忘了!”夫妻俩哈哈一笑,却让在场人感慨不已——普通农妇竟把与领袖相见忘在脑后,可见那次饭局多么平常自然。

步入七十年代,毛泽连眼疾恶化,后彻底失明。左邻右舍劝他申请优抚,他摆手:“党的政策好,但咱不能仗着亲戚关系多要。”他仍下地锄草,口里哼着田歌。乡里干部见状,只能悄悄在农忙时帮一把。有人问他:“你堂弟是主席,为啥不去北京?”老人笑着说:“我是农民,三哥也是农民出身,他会懂的。”

1976年9月9日凌晨,噩耗传到韶山。毛泽连拔掉门口的苞谷秆,插在泥土里,低声念叨:“三哥放心。”随后,他吩咐儿孙不许去政府伸手:“苦日子自家扛。”

毛泽连1993年病逝,享年89岁。回看他的一生,没有显赫职务,没有丰厚津贴,却凭朴素和坚韧赢得邻里口碑。韶山乡亲常提到,毛家兄弟一个成了领袖,一个守着梯田,却同样值得尊敬。

毛主席为何到生命尽头仍惦念这位堂弟?答案并不复杂。新中国建立前,他们是背井离乡的同乡少年;建国后,一个居庙堂,一个守田畴,却始终心里装着对方,以及那片红土地。血脉、乡情、革命牺牲的记忆,都浓缩在“九弟”二字里。这份挂念,不是什么政治安排,而是源于人间最质朴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