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的北海公园，明清书法展人声鼎沸。陈毅边看边点评，忽见一位身形清癯的老者正与学生讲解《鹤寿千年图》，锋利的话锋立刻收敛，拉住对方手臂说：“张先生，您来得正好。”那一握，让两位分属军政与文博领域的人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往来。
往后几年，陈毅在外交部最忙的时候，也抽空陪张伯驹逛博物馆、谈宋元法帖。旁人觉得不可思议，他却乐此不疲，称老友“如冬日暖阳，可向其学诗书与气节”。这层情谊，为后来八宝山那场突如其来的插曲埋下伏笔。
时间跳到1972年1月10日，京城天空低垂，八宝山革命公墓正布置陈毅追悼会。按照原定方案，来宾控制在五百人以内，毛泽东不会露面，宋庆龄也未在名单。谁也没想到，开仪式前一小时，毛主席一句“我去送老陈”，规格瞬间升级。
中南海出来得急，他连睡衣都没来得及换，只在外面套了件灰色风衣，脚上还是那双旧布鞋。红旗车抵达西门，周恩来迎上前，轻声问候路线是否顺畅。毛主席点头，步伐缓慢地踏入灵堂。
花圈排成长廊，各色挽联墨迹纷呈。主席走到第三列，突然驻足，凝视一圈并不显眼的素色花圈，朗声吟出其联：“仗剑从云作干城……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念毕，他抬眼看落款，眉峰一动：“张伯驹写的？”
一句短问，引来周恩来轻声回应：“两人常通信。”毛主席微微颔首，又补一句：“这样的人才，还是要给条出路，起码得让他有口饭吃。”八个字对周恩来意义非凡，他当即答：“遵办。”
这时的张伯驹，正远在吉林。十多年前，为买下隋展子虔《游春图》，他卖宅凑银两；为护《平复帖》，他曾被军阀绑票几乎丢命。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早年搜罗的国宝陆续捐给故宫，只留下满身债务和一摞黄旧衣物。
1950年代，他曾把唐人李白《上阳台帖》寄给毛主席，只盼“国家珍藏”。主席回信：“借我几日，即送故宫。”张伯驹感激涕零，再献《游春图》《平复帖》。然而进入60年代，他无正式编制，与妻子潘素靠讲学为生，日子一度紧张。
1971年10月，张伯驹写信托章士钊转请周总理，表达“老且贫，无所归”的窘境。周恩来批示文史馆“可议聘任”，调查和手续随即启动。只是聘书尚未发出，陈毅便病逝，事情暂时搁置。
毛主席在追悼会上的那句嘱托，恰好给了最后一锤。中央文史研究馆不到十日便将聘书送至吉林，同时解决了户口和待遇。张伯驹接信时久久无言，只在稿纸上写下“恩深义重”四字，叠好收入抽屉。
不幸的是，悲痛过度导致右眼失明，他自嘲“盲翁犹念旧山河”，仍凭左眼完成《日升松茂》长卷，祝毛主席八十寿辰。1976年，周恩来与毛主席相继离世，他再执笔题挽：“覆地翻天，纪元重开新史；空前绝后，人物且看今朝。”字迹略显颤抖，却力量十足。
一副挽联，引来最高层一句随口而出的关怀，让流离半生的收藏家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也让军人、政治家与文士之间的友谊，被定格在那天的花圈与墨香里。张伯驹晚年常说：“所幸我没让宝物出国，也没让自己饿死。”语气里藏着几分调侃，更多的还是对陈毅、对毛主席、对周总理无法言说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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