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初，滚烫的江风吹过在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桥面，毛主席站在护栏旁，听工程技术人员汇报桥梁用钢的成分。忽然，他提到一个名字：“王盛荣的情况，湖北了解吗？”陪同的省里干部一时愣住，连夜去查这位“陌生人”。
第二天清晨，调查报告送到主席手中：王盛荣，49岁，现任汉阳轧钢厂工程筹备负责人，系中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原局长，1952年因“处理滞港钨砂不当”被撤职降薪，降为科员，未恢复党籍。
毛主席皱起眉。这个名字早已深烙在记忆里。1932年冬天，赣南乡村夜色深沉，他被几十名便衣包围，危急关头一骑快马撞开封锁，“救人走！”那骑手正是王盛荣。几分钟差池，后果不堪设想。
要追溯得更远才能看清这人。1920年，13岁的王盛荣在上海青浦一家纱厂当童工，日工时十二小时，挨饿挨骂成了常态。工人夜校打开另一扇门，他接触到马克思《宣言》译本，觉得字字生火。
1927年7月，大革命刚刚失败，上海地下党千头万绪，八七会议急需一个绝对安全的秘密地点。王盛荣在汉口东正街用两昼夜备好会场，负责外围警戒，毛泽东等出入无虞。那一次，他第一次与毛主席正面相识。
1933年春，他又被临时中央点名带巨款北上。3.5万美元在衣襟内缝成薄片，转车六次，过关卡九道。他身穿破棉袄，却在沪杭路旁守了一夜，只为等那位接头的交通员。钱一分不少交到党组织，以后被地下党员口口相传。
抗战爆发后，王盛荣随军辗转，新四军、八路军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49年南昌解放，他从福建前线调回建设经济部门。熟知矿冶的人都知道，中南的钨矿资源堪称“工业粮仓”，中央让他做这盘棋并非偶然。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清账、肃贪，风声最紧。王盛荣为了兑现向苏联出口一万吨钨砂的指标，急缺设备。他低价处理了滞留香港多年的1000吨旧钨砂，腾出外汇，买回履带车和破碎机。不料有人揪住“低价抛售”大做文章，“贪污”两字很快贴到他头上。
当年中央几位领导都觉得蹊跷，却苦于证据缺失，只能暂作处分。有人感叹：英雄遇事竟如此，太过遗憾。王盛荣没申辩太多，只说一句：“干活少说话，日子长。”便挤进普通干部行列，领着不足以糊口的薪水在汉阳码头指挥装卸。
五年过去，轧钢厂筹建进入冲刺阶段。当湖北干部回答毛主席“正在汉阳轧钢厂干活”时，主席沉吟片刻，说出另一句更短更重的话：“安排副省级，党籍恢复。”
几小时后，湖北省委办公厅电话打到厂里，王盛荣正在焦炉边查看耐火砖，满身煤灰。通知一到，工友以为听岔了，“老王，你要当厅长？”他把铁钳往地上一放，背脊挺得笔直，却只回答了四个字：“照常上班。”
调令执行速度前所未有。9月，湖北省冶金工业厅挂牌，王盛荣出任首任厅长。由于熟悉采选、冶炼、机械，他很快整合大冶铁矿、黄石电厂、汉阳轧钢厂三大系统，提出“先铁后钢、以钢带铜”的思路，半年后轧钢厂首块钢坯下线。
当地老工人回忆，王厅长常骑一辆旧凤凰自行车，在厂区穿梭查看设备，见到年轻学徒就拍拍肩膀：“多看多问，别怕脏。”有人跟他提起当年受的委屈，他摆手：“劲儿使在炉子里，比说什么都强。”话不多，却句句踩在地面。
1966年，他调入冶金部，主持中南稀有金属长远规划。谈及钨砂，他还是老习惯，把账本摊在桌上，边算边对助手叮嘱：“资源是国家的，不能‘跑粗’一克。”助手偷偷算过，几年间他为国家节约外汇三百多万美元。
王盛荣1975年患病离世，遗物只有一部俄文《有色金属冶炼设计手册》、一辆补丁车胎当枕的旧自行车。工友合上手册时才发现扉页写着一句夹生俄汉混杂的笔记：“金属无情，人须有心。”
回望1957年那场简短的问询，一句“享副省级待遇”，不只是一份迟到的公正，也让一个埋头办实事的老地下工作者重新站到该有的位置。历史常把喧嚣留给别人，却把最清晰的答案写在行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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