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共和国的开国上将中,李涛上将的战斗经历较为独特。他长期领导无名英雄群体和军机要害部门工作,功绩卓著,却鲜为人知。实际上,李涛的能力很强,他是毛、朱、周的“第一高参”，是中共战争年代军委作战部任职时间最长的部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印信的掌管人…
01
长征路上的军委纵队司令
李涛，原名李湘舲，瑶族。1905年9月出生于湖南汝城延寿乡新坡村一个耕读世家。父亲李树鸿是晚清秀才，教子极其严格。李涛13岁时父亲病故，是祖母和几个叔叔凑钱继续供他上学。年幼的李涛从此开始懂得人生的艰难，省吃俭用，奋发读书。
1926年初，李涛在郴州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汝城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李涛当选为县总工会委员长，并兼任工人纠察队队长，他日夜巡查，维持治安，禁烟、禁赌、禁娼，清查不法劣绅，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同时，李涛还回家乡汝城县延寿乡，亲自组织发动延寿乡的农民运动。由于李涛在汝城的工作进展极佳，当时担任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在武汉向党中央建议，以汝城为中心开展湘南秋收暴动。
1934年l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长征。1935年3月初，由于军委纵队司令员兼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需要集中精力处理对各军团的指挥事宜，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又调往三军团工作，中革军委决定，李涛任军委纵队司令员。
军委纵队主要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干部组成，中央、军委领导人随队行动，党政军的首脑机关都在这里，安全责任重大。当刘伯承、李富春向李涛宣布军委的决定时，李涛大感吃惊，怕自己干不好。
刘伯承、李富春都鼓励李涛接受这一任务。刘伯承鼓励他说：“在军委纵队的干部中，你是带过兵，打过仗的，跟机关干部不同，几年前，反围剿时，你不是先后带过两个红军师，完成了任务吗？”
李富春也鼓励李涛接受这一任务。他说：“毛主席、恩来同志就在你的队伍里，大事你可以随时请示。还有，陈云同志做你的政治委员，你还担心什么？”李涛这才接受了这一安排，但他表示：这一凶险时刻过后，希望刘总长或剑英司令员还回来带领军委纵队。
李涛对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陈云很尊重，严格遵照中革军委的部署，指挥军委纵队安全行进。李涛也与各梯队司令员保持密切联系，精心组织每天的行军、设营，布置警戒。他直接抓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和参谋人员预想了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特别是遭遇战，研究了应对预案。为保证军委一、二、三局（注：一局负责作战、二局负责情报、三局为通讯）的工作不间断，他在行军前安排梯次转移，组织运输分队为他们减负，在设营时使他们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工作环境。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的安全形势有了明显的改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继续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李涛改任军委纵队政治部主任。
02
为中央军委首长提供得力情报
长征到达陕北后，李涛调任西北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6年红军东征时，李涛调任总政治部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参与对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同年冬，中央派李涛到西安杨虎城部做统战工作。行前，周恩来亲自交代任务，并将他的名字改为李涛。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涛随董必武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并任处长。其主要任务是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筹集粮饷、军需物资，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间，李涛惊悉年仅37岁的母亲去世，专程来到武汉找他的亲戚叫他回去看看，他却忍痛没有回去。
1940年2月，李涛调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恶化。办事处奉命撤回延安，途中在陕西耀县被国民党军一九师扣留。后来，周恩来代表中共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他才得以平安地回到延安。
1942年5月，李涛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情报部第三室主任，在叶剑英、李克农的领导下，负责对日伪的军事情报工作。1943年2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二局局长曹祥仁去中央党校学习，由李涛兼任二局代局长。命令下达时，叶剑英在二局充分肯定了李涛的能力，他说：“李涛同志水平很高，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成为大家很好的领导和老师。”
当时二局的工作人员生活很苦：被子破了，只能用尺子量着窟窿发一块补丁布；发冬装时一人只能发半套；吃饭通常只有牛蒡菜，几个月吃不到一口肉。但李涛自己还收养了舒同（时任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兼秘书长）的幼子。
1945年7月13日，原军委二局局长曹祥仁从中央党校毕业，复任二局局长，李涛改兼二局政治委员。1945年10月，李涛被任命为军委作战部代部长（部长叶剑英），1948年5月任部长。此后，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李涛参与了中央军委各个重要作战方案的制定。
对于李涛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亲历者都说他记忆超凡，能力卓越。在军委作战部，他不仅要管作战，还要管情报、通讯、军务、装备、训练、测绘等，同时要整理中央军委重要作战资料，汇集战况，起草电文，向各野战军提供情报和作战经验。但他都能有条不紊地完成，使作战部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得心应手的高级参谋机构。
为了便于中央军委首长及时掌握形势变化，李涛经常组织参谋人员认真分析国共双方兵力消长和国民党军作战方法的变化情况。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李涛组织参谋人员重新计算了国共双方的兵力消长，作出了数量分析和对比。统计结果表明，解放军的兵力已经超过了300万人，而国民党总兵力已经减少到290万人。李涛马上将这个结果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问：“你们计算得准确吗？”李涛说：“我们认真核对了统计数据，没有疑问。”周恩来指示李涛：“马上报告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和弼时同志。”
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为新华社起草了《中共中央负责人评一年左右即可根本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电讯：“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03
中央军委印信的掌管人
1949年11月1日，毛泽东手谕，即将启用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印鉴，“一颗请李涛同志负责保管”。此前，作战部还负责保管中央军委条戳、总部关防以及军委主席、副主席名章。为妥善保管上述印鉴、条戳、关防和名章，李涛指定专人负责，并经中央军委首长批准，对上述印章的使用、保管作出了严格规定。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战火蔓延至中国东北边境。10月初，李涛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10月8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待命出动朝鲜的命令》。志愿军赴朝作战后，有一次，毛主席要他报告消灭敌人的战况，上午8时来电，要求下午上报。接到命令后，李涛立即亲自去办，下午2时便将战况送到毛主席手里。
1952年2月，李涛任中央军委第三部（技术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三部主要研究尖端武器，是技术性、保密性非常严的工作。鉴于技术部工作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特点，李涛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第一仗已经打胜了，应即整顿队伍打第二仗，争取全胜”的指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集体领导制度。他根据技术部的特点，向中央军委提出：调进第三部工作的技术干部，要实行严格政审的“高门槛”政策，进入后不可轻易外调。同时特别注意技术骨干的干劲，一旦任用不仅在政治上充分信任，生活上关怀照顾，而且在工作上放手发挥他们的专长。他常说，除非在三种情况下，决不离开三部：上级调不能不服从、犯了错误不能不离开、老死病死再也干不成。
1955年9月，李涛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周恩来总理亲自将上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李涛。
1956年9月，李涛出席中共“八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和监察委员，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65年5月，李涛因健康状况免职休息。但还是没有逃过紧随而来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10月，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李涛被强行“疏散”到广州。离开北京时，他将多年来放在办公室桌上的毛泽东塑像捧在怀里，坐在车上一直捧到目的地。
1970年12月3日，李涛出现了严重的心绞痛，但却没有住院，仅作为一般治疗，结果贻误了病情。1970年12月20日，李涛在广州病逝，享年65岁。
据《党史博采》 宋凤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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