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深秋的夜晚，一架航班缓缓降落在异国机场的偏僻登机口，机舱门打开后，一个中年亚洲男子拎着行李快步走出，脚步急促还不停回头张望，那副慌张的模样，和他曾经身居高位的身份判若两人。
这个人就是俞强声，前北京市国安处长，彼时的他，早已不是那个手握国家机密、执掌治安大权的官员，而是一个背叛祖国、被全球追捕的逃犯。
中国政府的震怒，化作一道全球追杀令，而他自以为的“新生”，最终也只落得个葬身海外的结局。
时间倒回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俞强声在这一年被提拔为北京市国安处长，一跃跻身国家治安系统高层。北京作为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这个职位的分量不言而喻，大到警务资源的调配，小到治安方针的制定，俞强声都有话语权。
彼时的中国，经济结构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头，一批商人抓住时代机遇，迅速积累财富，成了手握豪车名表、出入高端场合的新贵。
俞强声的工作性质，让他不得不频繁出席各类治安相关会议，和这些商界新贵打交道成了家常便饭。一边是商人的纸醉金迷，一边是自己身为公职人员的朴素生活，巨大的落差在俞强声心里扎了根。
国安处长的工资稳定，却远比不上商人的收入，他要在社交场合和商人谈笑风生，处理经济犯罪案件，还要时刻保持国安官员的清廉公正，这种双重压力，最终没让他守住本心，反而让对财富的贪欲开始滋长。
身居高位的俞强声，能接触到常人无法触及的国家安全敏感信息和重要案件文件，而参与国际警务合作项目的机会，又让他结识了不少外国情报官员。
在香港的一次国际警务闭门研讨会上，几名外国情报官员向他递出了“橄榄枝”——用高额报酬换取非公开信息。起初俞强声还保持着谨慎，可在一次次诱人的提议下，他的底线逐渐崩塌。
他开始盘算着将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信息出售，还特意搭建了秘密信息交换网络，通过第三方中介传递信息，用加密通讯和匿名账户交易，试图掩盖自己的踪迹。
俞强声的贪婪，早已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看在眼里。CIA认定他是绝佳的情报来源，于是精心策划了一场策反，在俞强声赴香港参加国际警务合作论坛时，派出了代号“玛丽亚”的女特工。
玛丽亚深谙心理操纵之道，她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先在非正式聚会上主动结识俞强声，对他的职业能力大肆夸赞，把他捧得满心欢喜。
接下来的几天，玛丽亚制造了数次“偶遇”，还邀请俞强声参加私人晚宴，晚宴上的嘉宾都是她伪装成商界人士、媒体工作者的同事。轻松的氛围，恰到好处的关心，时不时的小礼物，一步步卸下了俞强声的戒心。
当玛丽亚提出想要一些“不重要”的信息，并拿出可观报酬时，俞强声彻底沦陷。从最初的无关紧要信息，到后来的高度敏感情报，他向CIA泄露的内容越来越多，而这一切，都在悄悄走向败露。
中国情报机构很快察觉到了异常的情报流失，针对接触核心机密的高层官员的安全审查迅速展开，俞强声自然成了重点关注对象。办公室通讯被监听，邮件电话被审查，日常行为被密切观察，一系列监控措施让俞强声坐立难安。
更让他心慌的是，自己手中的权力开始被不断稀释，负责的关键项目被重新分配，下属接受额外审查，工作审批层层加码，上级的不信任，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察觉到苗头不对的俞强声，开始谋划叛逃。他以“赴美探访年迈乳母”为由申请休假，这个看似合理的理由，让他拿到了离开中国的合法手续。为了逃避监控，他避开所有可能被追踪的通讯工具，选择先飞香港再转机洛杉矶的间接路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祖国。
抵达美国后，俞强声为了换取美方的保护，彻底撕下伪装，向美国情报部门交出了一份详尽文件，里面不仅有多名在美潜伏中国特工的信息，还包括了在美国潜伏四十多年的高级特工金无怠的详细资料。
这份文件，直接导致金无怠暴露并最终死亡，中国在美国的情报网络遭受重创，而俞强声的背叛，也让中国政府下定决心发布全球追杀令，这道罕见的命令，意味着他将在全球范围内无处可藏。
一支特别行动小组接手了追踪任务，通过和国际警务组织合作、分析各类情报，小组最终锁定了俞强声在南美的行踪。彼时的他，躲在南美某国的海滨小镇，以为能就此安身，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被严密监视。
在一个平静的夜晚，俞强声独自在海边散步，早已埋伏在此的情报人员发起突袭，致命的枪击让他身受重伤。
受伤的俞强声拼尽全力向大海逃去，想借着黑暗和海水掩盖行踪，可伤势过重的他，最终还是力竭倒在了波涛之中。尽管他的尸体未能及时被找到，但多方信源和情报分析都证实，这位背叛祖国的国安处长，最终葬身于这片异国海域。
从手握重权的国安处长，到遗臭万年的叛国逃犯，俞强声的人生，毁于一时的贪欲。他以为背叛祖国能换来荣华富贵，却不知国家的底线不容触碰，背叛的代价，终是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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