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也奇怪，城市明明没有季节感，写字楼里的空调恒定在二十四度，可只要一到二月，喉咙里就先泛起一阵苦甜。像是有人偷偷把记忆泡进温水，苦味先散，甜味后返。后来翻书才知道，冬春之交，血清素水平最低，人容易掉进“情绪洼地”，于是大脑自动调取最亮色的片段来救场——那个人就这样被反复回放，像老港片里的永冻帧。
夜里十二点，便利店关东煮的汤底咕嘟咕嘟。排在前面的男生把最后一串萝卜让给了女友，女生没接，只把围巾往他脖子上又绕了一圈。店员打哈欠的间隙，两个人完成了一场无声的推让。收银台LED灯惨白，却把他们影子拉得老长，像上世纪的胶片。旁观的人突然懂了：所谓爱情，不过是把最普通的萝卜，吃出了鲍鱼的滋味。
傍晚下班，天边堆着铁锈色的云，像极那年一起看过的烧霞。地铁口卖花的大叔换了新品种，说是荷兰实验室的“冻龄玫瑰”，花瓣里注了甘油，能扛过三个春。买的人不多，大叔也不急，只把花桶往灯下一推，玻璃纸反射出细碎的光，像给每朵花都加了一层滤镜。路过的人脚步慢半拍，仿佛只要掏出二十块，就能把某段旧时光顺手带回家。
夜里两点，小区野猫在垃圾桶旁谈恋爱，叫声又软又倔。被吵醒的人翻身起床，翻出抽屉里那支没墨的钢笔，在信纸上压出凹痕：“今天没错过最后一班地铁，却错过你。”字迹是虚的，力气却是真的，纸背凸起的沟壑像极当年并肩走过的人行道裂缝。第二天信被塞进快递柜，收件人姓名只写了一个字母，快递员扫了一眼，默默把件放进“疑难”筐——城市太大，字母比门牌号更容易迷路。
二月很短，短到来不及把羽绒服送去干洗，短到来不及把一句“算了”咽回去。二月也很长，长到能把所有“新年快乐”的群发，熬成一句只对一个人说的“春天快乐”。日历翻完最后一页，风还是冷，但吹到脸上已经带着湿意，像谁在远方偷偷练习呼吸。此刻不必再问归期，只要记得：等第一朵玉兰花炸开，就把那段没写完的信，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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