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台湾被软禁的那些年，书房里始终挂着一幅字，写着“慎独”两个大字，笔力沉稳，是他“老叔”张作相写的。
每次对着这字，少帅总能想起奉天督军府里那个捶胸痛哭的身影，那是1925年冬天，郭松龄反奉兵败，杨宇霆等人喊着要杀尽郭部将士，是张作相跪着求张作霖“要杀先杀我”，才保住了数千兄弟的命。
在民国初年的东北，到处是抢地盘、争权力的枭雄，张作霖狠、杨宇霆精、吴俊升粗，唯独张作相，像个“异类”，他从底层摸爬上来，却不贪高位；手握兵权，却不滥杀；面对日本人的利诱，宁肯祖坟被炸也不低头。
这个没读过多少书的瓦匠，愣是在乱世里活成了人人敬重的“辅帅”，连张学良晚年都念叨：“辅帅不是最聪明的，但绝对是最仁厚的。”
1881年，锦州义县南杂木林子村的张家添了个男孩，取名作相。这家人是河北保定迁过来的，靠种几亩薄田过活，日子紧巴巴的。张作相只念了3年私塾，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后来又学了泥瓦匠，再往后，还在豆腐坊帮过工，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可还是连饭都吃不饱。
那时候的东北，赶上甲午战争后的乱局，土匪比庄稼还多，乡里械斗是常事。张作相17岁那年，他的堂兄被仇家害死，临死前攥着他的手，让他报仇。年轻气盛的张作相，连夜带着几个兄弟闯了仇家，杀了人后，知道在村里待不下去了，只能往外跑。
他跑到沈阳，日子更难。冬天没钱买帽子，就用单衣裹着头，想去故宫附近看个热闹，却被巡逻的清兵当成叫花子，揍了一顿，撵得满地跑。
1901年，走投无路的张作相，听说辽西有个叫张作霖的人，带着一支“保险队”护着几个村子，为人仗义，就带着20来个兄弟，投奔了八角台。所谓“保险队”，就是给村子护院，收点保护费，免得被土匪抢，算是当时东北特有的“民间武装”。
张作霖见了张作相，先愣了一下，自己叫“作霖”，对方叫“作相”，名字就差一个字，觉得是缘分。再聊几句，发现这小伙子说话实在，干活利索，打土匪时敢冲在前面，心里就多了几分好感。
不过，真正让两人成“过命兄弟”的，是一次剿匪：在洮南打蒙匪时，张作霖被敌人围了，眼看要吃亏，张作相带着几个人从侧面冲进去，自己受了伤，还硬是把张作霖从乱军中拉了出来。
后来张作霖的队伍被官府收编，成了正规军，张作相也跟着升了官，从哨官到管带，再到炮兵团长，一步步跟着张作霖往上走。
1907年，张作霖和马龙潭、吴俊升等八人结拜为盟兄弟，张作相年纪最小，却因为踏实可靠，被兄弟们喊“辅忱”，后来又改成“辅臣”。这名字里藏着大家的期待：不是让他争头把交椅，而是让他辅佐张作霖，稳住奉系。
民国初年，奉系势力越来越大，张作霖手里的“官帽”多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作相。可每次给官，张作相都往回推，连着3次，成了东北政坛的一桩奇事。
第1次是1919年，张作霖当上东三省巡阅使，想让张作相当“巡阅副使”，这可是东三省的二把手，掌着实权。张作霖在帅府摆了酒，跟他说：“辅忱，这位子除了你，没人能坐，底下的人也服你。”张作相却端着酒杯没动，琢磨了半天说：
“大哥，我这人没那么大本事，副使要管的事太多，我怕干不好，耽误了你的事。不如让我当总参议，帮你盯着底下的人，处理点具体活儿，这样更实在。”
张作霖知道他的脾气，不勉强，就改任他为总参议，还让他兼着27师师长，这支部队是奉军的精锐，张作霖把这么重要的兵权交给他，可见信任。
第,2次是1921年，黑龙江督军的位子空了出来。张作霖又想让张作相去，毕竟黑龙江是东北的大后方，得派自己人。可张作相又推辞了，推荐了29师师长吴俊升。他跟张作霖说：
“兴权哥（吴俊升字）比我大，跟着你比我早，资格老，在黑龙江有威望，让他去，底下的军官不会有意见。我要是去了，兄弟们难免会说闲话，反而不利于咱们奉系团结。”
没过几个月，热河都统的位子又空了，张作霖再一次想提拔张作相，结果还是被他推了，这次推荐的是28师师长汲金纯。有人背后说他傻：“送上门的地盘和权力都不要，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张作相听到了，也不辩解，只说：“奉系是大哥一手建起来的，只要咱们兄弟不散，地盘早晚都是咱们的；要是为了争官闹矛盾，不用别人打，咱们自己就散了。”
这话传到张作霖耳朵里，他跟身边人说：“你们都学学辅忱，他不是傻，是看得远！有他在，我睡觉都踏实。”
1924年，吉林督军孙烈臣病逝，张作霖没再问别人，直接把吉林督军兼省长的位子给了张作相，还亲自解下自己的佩刀，递到他手里：“吉林这地方，交给别人我不放心，交给你，我睡得着觉！”
张作相到了吉林，没搞排场，上任第一天就跟手下说：“咱不搞那些虚的，就3条规矩：不扩军，不加重老百姓的税，不扰民。”那时候吉林财政亏空，有人建议他种鸦片，说:“这玩意儿来钱快，能养军队”，张作相直接把报告扔了：“种大烟坑害老百姓，我不能干这缺德事！”
他从财政里抠出钱，修了吉林到海龙的吉海铁路。这条铁路没让日本人掺和一分钱，全是中国人自己修的；还建了吉林省立大学，自己当校长，请了不少北大、南开的老师来教书，吉林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大学。
1925年冬天，奉天督军府里气氛十分紧张：郭松龄反了。
郭松龄是张学良的老师，手里握着7万精锐，从滦州起兵，一路打到锦州，差点就端了张作霖的老巢。后来张作霖请了日本人帮忙，才把郭松龄打败，郭松龄夫妇被抓后处死。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处理郭松龄的部下？
杨宇霆第一个跳出来，拍着桌子喊：“郭鬼子的部下都是反骨，今天能跟着郭鬼子反，明天就能反别人，不杀光早晚是祸害！”吴俊升也跟着附和：“对，斩草要除根，一个都不能留！”其他将领也纷纷点头，只有张作相没说话，坐在角落里皱着眉。
张作霖皱着眉，没表态，看向张作相：“辅忱，你怎么看？”张作相突然站起来，声音都哑了：
“不行！那些士兵跟咱们打了多少年仗，从洮南剿匪到直奉战争，哪个没流过血？他们跟着郭松龄，有的是被裹胁的，有的是不知情的，要是全杀了，咱们奉军就少了一半精锐，以后谁还跟咱们保东北？”
杨宇霆反驳：“辅帅，你就是心太软！这些人是反贼，不杀不足以立威！”
两人争了半天，张作相见没人听他的，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张作霖面前，捶着胸口哭：“大哥，我知道你气郭松龄反你，可那些士兵是无辜的！他们的爹娘还在东北等着他们回家，你要是杀了他们，我没法跟老百姓交代，也没脸见死去的兄弟们！要杀他们，就先杀我！”
满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张作霖看着跪在地上的张作相，沉默了半天，叹了口气：“辅忱，起来吧，就听你的，不杀了。”
就这一哭，保住了郭部数千将士的命。这些人后来成了东北军的骨干，在九一八之前的东北防务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8年，张作霖乘坐的火车被日本人炸了，不治身亡。消息传到东北，上下一片混乱。奉系的老将领们聚在沈阳，商量谁来接班，大多数人觉得，张作相资格最老、威望最高，又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只有他能稳住局面。
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开了紧急会议，一致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还刻好了印信，派专人送到张作相家里。没想到张作相看都没看，把印信推了回去：“我不能当这个总司令。”来人急了：“张公，现在东北乱成这样，日本人还在旁边盯着，只有您能撑住场面！”
张作相摇了摇头，连夜坐车去了沈阳，直奔张作霖的灵堂。他跪在灵前，哭了很久，然后让人把张学良叫过来。当时张学良才27岁，刚从北京赶回来，还没从父亲去世的悲痛里缓过来。
张作相把保安总司令的印信塞到张学良手里，语气坚定：“汉卿，这是你爹打下来的江山，子承父业，天经地义。你年轻，我帮你盯着，底下要是有人不服，咱一起收拾；要是你做得不对，我在没人的时候，照样打你的耳光。”
在张作相的支持下，张学良顺利接管了东北，不久后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东北避免了分裂。张学良后来跟人说：“辅帅就像我爹一样，要是没有他，我根本撑不起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可这时候，张作相正在锦州西郊，给他的父亲办丧事。吉林的参谋长一天发了12道急电，催他赶紧回吉林主持大局，可张作相觉得“丧礼是大事，不能随便停”，想着日本人再快，几天时间总能等等。
可他没想到，日本人的动作这么快。3天后，长春沦陷，熙洽这个软骨头直接投降了日本人，当了伪吉林省长。等张作相披麻戴孝赶到吉林时，铁路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了，城里到处是日本兵，吉林就这么丢了。
看着眼前的景象，张作相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眼泪都下来了：“我这糊涂孝，误了国家！误了东北！没脸见雨亭哥啊！”
东北沦陷后，张作相辞去了所有职务，躲到天津的英国租界里，不问政事。可日本人没放过他，一次次派人来劝他出山，许给他伪满“国务总理”的位子，还说要把他在东北的财产还给他。张作相每次都把来人骂走：“我是中国人，宁肯饿死，也不当汉奸！”
日本人恼羞成怒，竟然派人炸了他父亲的坟墓。张作相听到消息，气得浑身发抖，却还是没低头：“就算你们把我祖坟扒了，我也不会跟你们合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请他当东北剿共副总司令，他没怎么参与，只偶尔去东北处理一下被伪满没收的财产。
1948年10月，锦州解放，张作相正在家里收拾东西，被解放军误抓了。后来查明了他的身份，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亲自见了他，还派人把他护送回天津。张作相对这事特别感激，逢人就说：“共产党是讲道理的，不随便抓人。”
蒋介石知道后，派人送来了飞机票，让他去台湾，还说“给你留了半条船的空位，带着家人一起走”。可张作相把机票扔在一边：“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天津等解放。”他还联系以前的老部下，劝他们“别跟着国民党跑了，共产党是真心为老百姓做事的”。
1949年4月19日，张作相在天津突发脑溢血，去世时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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