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观海卫镇昌明村宓大昌大屋，原是清代中叶在杭州经营烟叶的宓彰孝旧宅。大屋四周民宅毗邻，西距杜湖百余米。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抬梁雀替，腰墙花窗；院落园园相连，进进相通，是一座具有江南独特风韵的口字型四合院。
就是这座江南院落，见证了中共浙东区委的成立。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在华中的战略部署作出新的安排。1941年2月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陈毅等，指出“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
同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杭州湾以南、杭甬线两侧绍兴、诸暨、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地沦为敌占区，创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时机到来。
4月30日，毛泽东、朱德等在给刘少奇、陈毅的电报中指出：“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该各地之游击战争”“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接到指示后，将开辟浙东任务交由新四军第六师师长、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实施。5月16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谭震林：“诸暨、绍兴、余姚、宁波已沦陷，该地群众基础很好，你们应抽派军政干部去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展游击战争。”
于是，江南区党委决定将中共淞沪中心县委扩建为路南特委，并明确其工作重点由浦西转向浦东，组织力量为开辟浙东作准备。
5月下旬，中共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召开会议，决定抓紧“日军占领浙东不久，统治尚未稳定”的有利时机，及时将浦东武装战略转移到浙东敌后，开辟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会后，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一面向谭震林汇报请示，一面组织部队以灰色隐蔽方式分批南渡杭州湾到浙东三北。
6月初，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明确指示谭启龙具体负责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
从1941年5月起，在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的领导下，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与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所掌控的伪军第五十团中的武装，分批南渡杭州湾到达三北。这支900余人的队伍，是开辟三北、四明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
浦东武装到达浙东后，立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6月18日和25日，“五支四大”在“宗德三大”的配合下，于崇寿相公殿先后两次成功伏击日军，毙伤敌各8名，打响了三北敌后抗战的第一枪，拉开了我党创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1941年7月至10月，“五支四大”“暂三纵”先后在慈东、镇北和虞北、姚北各地设立办事处，负责宣传抗日、组织和武装群众、发展抗日力量、征收抗日捐税、解决部队给养等任务，部分执行政权机关职能。
10月，中共江南区委批准成立中共浙东军分会，书记吕炳奎，统一领导党在三北的抗日武装，并划分了“五支四大”和“暂三纵”的活动区域。中共浙东军分会和各地办事处的设立，标志着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形成。
1942年浙赣战役后，整个浙东成为敌后，“温州事件”中浙江省委遭到破坏，为了进一步开辟地处东南沿海前哨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派谭启龙到浙东主持工作。
5月31日，陈毅、曾山致电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请速与启龙商讨向浙东发展的具体步骤”，并电令谭启龙“应立即去浦东转浙东主持工作”。
6月下旬，谭启龙与连柏生、张席珍率五支队一大队100余人从南汇乘木帆船渡杭州湾，在慈北古窑浦登陆。登陆后，立即与中共浙东军分会的吕炳奎等会合。
对浙东情况初步了解后，谭启龙认为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时机已经成熟。6月30日，谭启龙通过粟裕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作了“浙东敌情和发展浙江敌后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及组织领导等问题”的汇报。
7月1日，华中局作出《浙江游击区的决定》，8日发出电报：“特派谭启龙、何克希两同志来浙江工作，谭任浙东区党委书记，负政治上的责任；何任区党委军事部长，指挥浙江敌后党的武装。”
1942年7月18日，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在慈北宓家埭宓大昌大屋内召开，刚来浙东的干部和已在浙东工作的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谭启龙在会上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华中局对浙江敌后游击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决定；分析了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基础和条件；提出了发展浙江敌后工作的各项具体政策。
这次干部会议是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创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次重要会议。
10天后，即7月28日，华中局正式批准中共浙东区委由谭启龙、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4人组成，谭启龙任书记。中共浙东区委的成立，使浙东地区抗日斗争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后，确定了“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总方针，规定了实行总方针的各项基本政策，包括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加强党的建设等，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指明了路径。
不久，中共浙东区委先后建立三北、会稽、三东、四明、浦东等5个地区级党的工作委员会，各个地区分别建立县委、区委和支部。
同日，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尽量做到灰色隐蔽、不要过早暴露目标”的指示，中共浙东区委决定使用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的番号，组建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
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把浙东主力部队统一整编为三、四、五支队和特务大队、警卫中队、海防中队（简称“三五支队”）。9月1日，又在金仙寺组建了第一期教导队。
整编后的主力部队指战员1510人，拥有轻重机枪36挺、长短枪878支。三北游击司令部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前身，是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主力和骨干力量。
随之，中共浙东区委把“五支四大”总办事处改组为三北总办事处。这是部队办事机构向带有正规政权机构演变的过渡形式。中共浙东区委、三北游击司令部和三北总办事处的建立，标志着以三北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已初步形成。
浙赣战役爆发后，日、伪、顽加强了对以三北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围剿”。1942年9月，中共浙东区委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坚持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精神，在慈北鸣鹤盐仓基召开会议，制定“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领后，再争取控制会稽山”的工作方针，决定向南开辟四明、会稽地区。
在司政机关和主力部队向南转移的过程中，三北游击司令部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抓住有利战机，通过阳觉殿、竹山岙、宓家埭、周家路、登州街、黄家埠、谢家塘、小越等大小30余次战斗，粉碎了日伪军对三北地区的“扫荡”“清乡”图谋，取得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的胜利。
这次战斗的胜利，使三北这块西起临山、东至澥浦，东西长100公里、南北宽30公里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得到巩固，也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为1943年初主力部队南进四明山、会稽山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3年4月22日，三北游击司令部兵分三路奔袭梁弄，23日梁弄解放。8月，中共浙东区委、三北游击司令部先后进驻梁弄横坎头和小源和，梁弄成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1943年11月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爆发后，浙东抗日武装结束灰色隐蔽，公开树立了共产党的旗帜，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由于日伪顽军的封锁和“清剿”，特别是1944年2月前方村战斗失利后，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为艰难时期。中共浙东区委及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政机关被迫战略转移三北，三北宓家埭、五磊寺、洪魏沿山一线再度成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和指挥中心。
这一时期，浙东军民运用积极灵活的游击战，粉碎了日伪顽军对三北等根据地的“扫荡”“蚕食”，浙东地区的党组织和广大军民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不仅保存了部队有生力量，而且在艰险复杂环境中得到了锻炼，为夺取浙东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4年9月25日，浙东首届军政会议在慈北洪魏召开（后移至慈南袁马继续举行），这标志着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渡过最艰苦时期，开始重新走上大发展阶段。
1944年底，浦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1945年6月，上虞县城解放后，三北、四明、会稽（金萧）3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最终发展成拥有4个地区级政权、16个县级政权，面积1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00余万的解放区；武装力量由南渡时的900余人壮大到1.5万余人。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北撤的命令和指示，1945年9月30日至10月9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党政机关、地方干部约1.5万人在三北沿海东起慈北高背浦、西至泗门大丁丘的各个渡口分批北撤，边战边撤，开赴苏北。
自1941年5月浦东武装南渡三北至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的4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浙东共发生大小战斗643次，有200余次战斗发生在三北地区，占整个时期战斗总数的三分之一。三北不仅是浙东敌后抗日的前哨与主战场，也是浙东军援战略物资的主要供给地，为浙东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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