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晨轰炸香港。国民政府交通部在港客机12架被炸毁9架，经美籍机师抢修后的3架飞机，抢在香港完全沦陷前接要人。
由于时间仓促、通信不畅、抵达机场交通不便等诸多因素，监察院副院长许崇智、农林部长陈济堂、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蒋伯诚中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颜惠庆（前国务总理）等党政军界要人和何香凝、陈寅恪、柳亚子、茅盾、邹韬奋、郭沫若等文化名人都没接到。
此时重庆《大公报》社长胡政之也身陷香港，总编辑王芸生找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帮忙，设法救胡。蒋介石听取陈的汇报后，同意将胡列入抢救香港要人的名单中。陈转告王：“蒋委员长已电告香港机构，让胡先生尽速乘飞机出来。”
12月10日凌晨5时，最后一架飞机离港。《大公报》得知此消息，派人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接机，大失所望。没看到胡社长下机，而是看到一批箱笼、几条洋狗、老妈（即女仆）、孔祥熙夫人宋霭龄接二连三从专机上下来。
良心媒体接力连开“四枪”
重庆各界愤愤不平。受国民党新闻部门审查和封杀，良心媒体很难公开报道，仍然不放弃，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偏向虎山行。
在机场见证的重庆《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打响第一枪，当天写的现场报道题为《孔夫人爱犬飞渝》，新闻审查时被扣押。12月11日见报，只好将猛料混在小栏目“重庆风”花絮中，题为《伫候天外飞机来 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条》，加以醒目边框刊登。虽然关键词“孔夫人”被删扣，正文还保留两个关键句，一句含蓄铺垫，该来的没有来：“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按：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一句辛辣讽刺，不该来的来了：“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
12月19日，《新民报》接着打响第二枪。发表作家张恨水文章《犬吠云中》，借古喻今，再次影射称：“若半天云里，闹一个‘鸡猫子狗叫’，成何体统？”第二枪比第一枪更隐晦，这两枪传播有限，影响不大。
12月20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反省“年来行政虽尚有进步，而仍不无疲玩迟滞之感”，原因在于未能贯彻1938年4月1日《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六条“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提出今后要“厉行监察、检察职权，修明政治，首重整肃官方”。
王芸生对“飞机运洋狗”气愤不过，打响第三枪，终于点燃燎原之火。12月21日，迅速写了篇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发表在22日顶流的《大公报》上，借两天前九中全会决议发挥，巧妙地抖出丑闻，并尖锐地抨击：“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另闻此君于私行上尚有不检之事，不堪揭举”；“现在九中全会既有修明政治之决议，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
社评虽然没有点名，但飞机、洋狗事影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公馆、私生活事影射外交部长郭泰祺，在重庆官场是公开的秘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就心领神会，在12月22日日记中点穿，此文“题中主旨在抨击孔庸之与郭复初”。还写道，“午后九中全会开会时，有人询予何故未将该文检扣”；他即席声明，该文一部分原经检查删扣，“该报故意违检，仍将被删之部分刊出。但予决不主张因此而停该报”。
12月24日，昆明《朝报》打响第四枪，转载王芸生所写的12月22日社评，加码将标题改为《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狗》，锋芒更为聚焦孔祥熙。“飞机运洋狗”事件大范围扩散，激起大范围民愤。
西南联大和浙大学生愤慨抗议
西南联大教授们有心共赴国难，没想到自己和国家在水深火热之中，政府要员接二连三贪腐、特权，于是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毫不客气地和学生一起，将批判矛头指向国民政府，尤其是孔祥熙。联大教授张奚若、罗隆基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消息灵通，从重庆回昆明，向师生报告孔祥熙用飞机运洋狗的丑闻。
西南联大学生及政治组织不分左右，团结一致“反孔”、“倒孔”，愤意汹涌，在昆明掀起学潮，要求撤换孔祥熙。1942年1月4日，三民主义青年团西南联大分团干事长、北大教授、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陈雪屏告知北大秘书长、联大总务长郑天挺，三青团学生为孔祥熙夫人自香港携犬及女仆飞渝，以致在港要人反不得出之事大愤，群起谋作“倒孔”运动。陈雪屏欲制止但无效，三青团学生不听他的。郑天挺清醒判断，“此事势难抑制”。
1月5日，联大新校舍的“民主墙”上出现“打倒孔祥熙”标语，学生编辑和出版名为《呐喊》的壁报，发表《铲除孔祥熙》、《重燃五四烈火》、《告国民党员书》、《告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书》等文章，有些作者就是三青团团员。有人劝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撕扯，结果愈撕愈多。三青团团员邹文靖、钟正等起草《讨孔宣言》，宣称“孔贼不除，誓不罢休”，签名者共26人。
1月6日上午，联大历史系教授吴晗在大一《中国通史》课上愤怒地谴责：“南宋亡国时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可以媲美。”下午，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同济附中、昆华师范等校大中学生约三千人发起“倒孔”游行。
国民党情报机构向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局长朱家骅上报的游行标语多达24条，其中有：“打倒以飞机运洋狗的孔祥熙”“打倒发国难财的孔祥熙！”“党国要员不如孔贼的一条狗”“要修明政治，必先铲除孔祥熙！”“孔贼不死，贪污不止！”“欲求抗战胜利，先从倒孔做起！”“枪毙孔祥熙！”“前方抗战流血，后方民众吃苦，发财的是孔祥熙”“拥护龙主席，打倒孔祥熙！”
云南地方当局有武力解散学生游行之意，联大常委会主席、清华校长梅贻琦和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知晓后，立即与昆明行营主任、省主席龙云交涉。学生也聪明，游行标语之一就有“拥护龙主席”。龙云知道学生们怒火不是冲向他，而是冲向孔，所以没有武力阻止游行，但禁止次日报纸报道、发出函电，试图将影响控制在昆明。
联大学生对孔祥熙的气愤未平，还有持续行动。游行后回到宿舍，连夜编出名为《四十年代》的壁报，称此次游行为“一六运动”。同晚，召开全市学生代表大会，每校推出代表3人，中共鄂西特委原副书记马千禾被推选为联大倒孔代表会负责人；有学生主张罢课继续抗议，没有通过。1月8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倒孔运动委员会邀集校内明社等23个团体组成倒孔运动后援会，请教授及参政员将倒孔运动情况报告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要求撤去孔祥熙职务，没收其财产。同日，昆明市学生联合会发表讨孔通电。
1月6日，联大贴出布告，劝阻学生游行、反对罢课，措词相当委婉，称“无故罢课，深乖培植青年之本意”，“此类行动究非军事时期所当有，深望谨守纪律”。9日，联大常委训话。梅贻琦温和劝说学生：“适可而止，不得更有其他行动，所有条告均撕去。”曾任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强硬地说：“如更有行动，学校当自行停办，以免影响战争、影响全局。”有学生事后告诉陈雪屏，从未见蒋校长如此生气。
1月16日，浙大学生在遵义跟进响应“反孔”、“倒孔”。浙大校长竺可桢知晓当局已有防范布置，好在没有通知警备司令以武力制止，担心“难免不发生冲突，故决计出以劝导方式”。他从上午七点半至九点半向学生“晓谕以守法”两小时，力阻学生出校门游行，结果学生“不听”。（《竺可桢日记》，1942年1月16日）
竺安在《回忆父亲竺可桢》中描述，“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刻，父亲当机立断，马上跑到学生队伍前头，也参加游行，以保护学生”。浙大学生杨竹亭回忆，竺可桢当时对学生说：“你们父母把你们交给我们学校进行培养教育，我对你们的生命安全是负有责任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出去游行，我带你们去，但是一定要有纪律。”（傅国涌《竺可桢——校长生涯十三年》）
游行回来的当天下午三时，竺可桢主持行政会议，决定给予俞宗稷、邵全声等4人记大过处分，其中邵全声因“已记二次〔大过〕须开除”。俞宗稷是三青团浙大直属分团书记长，可见“反孔”、“倒孔”在联大、浙大都是跨党派的爱国自发行动。邵全声是浙大进步教授费巩的学生，离校后任中学老师，三年后国民党特务绑架谋杀费巩，反而诬陷同行的邵全声谋财害命，经竺可桢全力营救无罪释放。这是后话。
国民政府紧急扑火
交通部规定，中国航空公司自1941年12月10日起不许运载公司职员。12月20日，行政院完善规章制度，出台《外籍人士乘机限制办法》。
国民党内部许多人士包括中央委员也很不满。据经济部长翁文灏的日记，12月15日上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在重庆国府礼堂开幕。19日，颜惠庆在九龙被日军搜获。22日下午，九中全会第十次会议为各部询问案，有人质询交通部：香港有事，何以不救颜惠庆等而有运狗等事；又有人质询当天《大公报》社评之事。
王世杰12月22日日记对《大公报》抨击郭泰祺不以为然，认为“复初细行颇有不检，但大事则不苟且”，“大公报之指责大体上虽属事实，究不免见小而遗大”，因为“外交形势如斯严重”，郭并非“在大政方针上有何错误”。微妙的是，他对孔被抨击不评论、不叫屈。似乎孔活该如此，只是看在蒋介石的面子上，不便叫好。
12月30日，《大公报》以“交通部来函”为题，在报末发表交通部长张嘉璈的更正函。更正函说明向中国航空公司调查的情况并辟谣：一、解释要人未接到的原因，“是日至香港与九龙间交通断绝，电话亦因轰炸不通，其未来公司接洽之乘客，无法通知”；二、箱子不是孔家的，而是“飞机尚有余位”，“将在站之中央银行公物尽量装载填空”，“决无私人携带大量箱笼、老妈之事，亦无到站不能搭机之乘客”；三、洋狗也不是孔家的，“至美机师两人，因有空位，顺便将洋狗四只，计三十公斤，携带到渝，确有其事”。
1942年1月22日，王芸生在《大公报》社评《青年与政治》中，一方面强调，上月22日的社评“立言之意，全本爱国热忱”；另一方面间接更正，“飞机载狗之事”是“偶凭所闻”，“交通部张部长来函声述”，“则社会自能明察真相之所在”。
患高血压病正在重庆休养的傅斯年“倒孔”、“攻孔”多年，眼看孔祥熙又惹众怒，心情舒畅地点评：“人心之所同然者，义也。”2月6日，他写信告诉胡适，依然指责这架专机“接了一大家，箱笼累累，还有好些条狗”；开心戏谑：这次昆明学生游行，“不能说是（我这个）三千里远养病之病夫鼓动的罢！”
“孔祥熙飞机运狼狗”事件子虚乌有，他的确是个贪赃枉法的坏人，但这件事的确冤枉他。张奚若和罗隆基向联大师生报告、傅斯年向胡适报告、《大公报》报道有误会和偏差，交通部的调查基于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在《“飞机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文章中，经考证后判断，“飞机抢运‘洋狗’是一篇貌似确凿而严重违离真相的报道”，“张嘉璈的更正函所述是事实”。最重要的证人、证言来自亲历者宋庆龄，她和宋霭龄、孔令仪（宋霭龄长女）、赵蕙芳（宋霭龄女管家）同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港抵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俊义在胡佛档案馆保存的宋子文档案中第一个发现，1942年1月12日，宋庆龄亲笔致英文信给在美国游说援助的弟弟宋子文，并全文翻译和公开发表在《抗战时期的宋子文与宋庆龄——宋子文档案解读之四》上（《百年潮》，2004年第12期）。
宋庆龄在信中批评《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诽谤的社论”（“an libelous editorial”），“指责我们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狗，以及一批仆从”；并以大量细节澄清事实：“当时飞机上共有23人”，“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我只带了几件旧衣服，那还是女仆灯火管制时黑底里为我随手抓来的”，“对一个每天写东西的人来说，我甚至连一支笔都没有”。
宋庆龄还说，“我想对社论作出回应，但别人劝我应保持尊严和沉默”。不过，她在信中也有一个疏忽和冤枉。《大公报》12月22日社评没有指责孔家带“七只喂牛奶的洋狗”，反而是《新民报》12月11日报道提及此事。
“飞机运洋狗”的事实真相简单：狗都是美国机师的，其中总工程师兼维修总监索尔金斯基家人携带两只腊肠犬、机航组主任夏普未婚妻携带一只斗牛犬登机（常家玮《谣言的张力：抗战时期“飞机洋狗案”重探》）；去接机的孔祥熙次女孔令伟喜欢狗，在等候时和美国机师聊天，逗、抱机师的狗；现场记者看到，误以为孔家特权运洋狗、运行李、不运要人，《大公报》予以不实报道。
孔祥熙贪腐劣迹斑斑，大发国难财，口碑极差、民愤极大，国民政府的公信力太低，所以交通部基于事实的更正函备受质疑。国民政府紧急扑火无效，社会各界包括陈寅恪、傅斯年、竺可桢等学术大咖都宁可信其有、不会信其无。傅斯年就质问：交通部的官方版本解释，“一切要接的人临时赶不上”，“何以某家赶得上”飞机？（《致胡适》，1942年2月6日，“某家”指孔家）
蒋介石亲上一线扑火
孔家用“飞机运洋狗”的谣言一传出，蒋介石就让交通部查究明白。1941年12月22日，《大公报》社评一刊发，他当天就严令交通部彻查真相，同时向《大公报》询问消息来源，要求报社穷究虚实，“严切纠正”。
12月23日，蒋介石果断免除郭泰祺仅任八个月的外交部长职务，在九中全会闭幕礼前宣布其“另有任用”，以尚在美国的宋子文继任外交部长，并在当天日记中斥责郭“真是小人之尤者”。郭随即转任虚职的最高国防会议外交委员会主席，重庆坊间戏言其为“一吻丢官”。同日，《大公报》复函，说明“事属子虚，自认疏失”。
12月29日，蒋介石又嘱交通部长张嘉璈致函《大公报》更正，并称曾亲询孔祥熙夫人，“知绝无其事”。30日，翁文灏在日记里说，张嘉璈当面告诉他，致《大公报》的更正函“系受蒋（介石）面嘱而照办者”。
昆明、遵义学生掀起倒孔运动的浪潮，分散了蒋介石很多精力。他就是要保孔祥熙，不愿向学潮低头，反而怪罪爱国、反腐的学生。1942年1月9日日记说：“昆明联大学生反对庸之，此事已成为普遍之风气，不能不令辞去，但此时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10日日记说：“政客又想借《大公报》整顿政治一文，在各处运动风潮，推倒庸之，应以澹定处之。”
1月11日，蒋介石起草并致电龙云，声称根据所得确切情报，日本军阀及纳粹国社党，“在北平、南京、上海、香港等地，收买无聊政客，阴谋以群众运动，损害我国家威信，动摇我抗战意志，已非一日”；严厉指责昆明学生，“甘为卖国反动派利用，实为民族莫大之耻辱”；严厉警告，“当地军政当局，有维持后方治安之现任，应依照野战治安法令，切实执行纪律，勿稍宽假”。
据郑天挺日记，1月11日，陈布雷奉蒋介石命令，从重庆打电话给昆明蒋梦麟，询问学生游行事件经过。16日，浙大学生发起“倒孔”游行。21日，陈布雷再次打电话给蒋梦麟，劝其推迟次日赴渝谈校务的计划；同日，蒋介石发电给蒋梦麟称，1月17日敌人广播“昆明学生四万人游行反战”，叮嘱蒋梦麟切实注意。蒋梦麟判断联大学生不会再生事端，如不亲自向中央报告，恐怕谣言更多，且想直接找蒋介石解决北大经费困难，所以决定按原计划22日飞渝。
当然，蒋介石耳目众多，知晓孔祥熙行为不端，更知晓民众、学者和媒体普遍对孔不满。1月17日日记吐槽，“戚属恃势凌人，骄矜自大，不知公私，不明地位，亦时令人愤闷”；21日日记继续吐槽：“滇黔各校反对庸之夫妇之运动已酝酿普遍之风潮，此乃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然而平时之不加自检，骄矜无忌，亦为之主因也”。
蒋介石“秋后算账”很快来临
蒋介石庇护孔祥熙，不满学生游行倒孔、反中央，尤其不满西南联大、浙大管理不力。“委座对于除孔运动颇为震怒，以是引起对于浙大、联大之注意”。（《竺可桢日记》，1942年1月27日）蒋对此起彼伏的学潮立场一贯，1941年7月出席三青团全国干部工作会议致词时，就将全部责任推卸给校长和教师，“学生不好，就是由于教师不良；而学校青年所犯的罪过，也就是我们校长教师所犯的罪过”。
据竺可桢日记，1月30日下午，西迁至遵义的陆军步兵专科学校教育长张叔达收到蒋介石关于学校纪律须严加整饬的特急密电，立即召集遵义的党、政、军、学各界开会传达。蒋电严厉指责，“浙大学风不良，内部份子复杂，最近竟在遵义游行示威，并在湄潭南岸张贴标语诬蔑中央，破坏抗战。此种越轨举动，必为反动份子所主使”；又对竺可桢和浙大校方失去信心，明确指示，“以后该校学生之行动，应由步校政治部负责，秘密监察”，“对于该校军训教官，亦应在平时由步校每月定期召集会报、研究与切实指导”；遵义各校“再有游行及不轨行动或发生风潮，须与地方政府协力，并用军事管理学生，有随时处置一切之准备”，实质授权必要时可武力镇压。
蒋介石最初怀疑国家社会党党魁和精神领袖张君劢，挑唆学生发动“倒孔”游行，指责“反动派鼓动昆明各大学学生游行示威，以庸之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有考虑彻底清除国社党，“对国社党之处治办法须彻底，否则不如暂缓”；最终还是决定“先礼后兵”，即通过张君劢弟弟张嘉璈劝说兄长，“勿再作无聊举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12日、13日）张君劢否认后，蒋又转而怀疑张君劢的朋友、国社党另一骨干罗隆基。
据郑天挺日记，2月8日，蒋梦麟自渝返昆，17日与郑天挺商谈解聘罗隆基教授事。通报此次赴渝，陈布雷、教育部长陈立夫转告，蒋介石对罗隆基有两个不满：其一，怀疑12月昆明学生游行之事由罗发动；其二，罗向卢汉说了中央种种坏话，卢汉全部报告蒋介石，蒋认为罗“挑拨中央与地方感情，深恶之”。
国民政府其实怀疑发动学生游行的西南联大教授有三人：潘光旦、张奚若、罗隆基。潘、张都有高层为之辩解，罗无人为他辩解，所以嫌疑更重。蒋梦麟在重庆为罗辩解，已无济于事。郑天挺支持解聘罗隆基，认为“于校内可减一纠纷也”；向蒋梦麟报告，前年聘罗为教授，是钱端升、傅斯年出的主意，“盖望以此移其政治活动之心，减少中央之麻烦也”，“既发表，全校大哗，以为其学其品均不胜于此，因之端升、孟真并致互责”。
昆明女大学生对飞机运洋狗一事也义愤填膺，敢于哪壶不开提哪壶，当面质询宋美龄。3月3日，陪同蒋介石出访印度的宋美龄回国后停留昆明，傍晚在云南大学泽清堂为女生演讲，结果就有听众提问孔祥熙夫人自港运狗至重庆事。宋美龄否认说：“大姐自幼畏狗，何能带狗？”
昆明和遵义学潮中，相当多的三青团团员成为“倒孔”积极分子，蒋介石极其不满。1月24日日记说：“本周最使人忧愤者仍为西南联大所鼓动之学潮，我青年团干部糊涂散漫，一任反动派从中利用与主使而昏昧不悟，事事几乎非余亲自设计与拟稿不可，实足为本党前途忧也。”25日日记说：“青年团干部幼稚昏昧，是皆余不能善教之道，愤激悲伤何为耶！”26日上午，蒋介石认为三青团干部“投机、官僚”，为此大发雷霆；下午，痛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投机无智”。杨天石分析，所谓“投机”，指的就是部分三青团员投入学潮。
蒋介石对昆明学生“倒孔”耿耿于怀，对国民党阵营学生不听话耿耿于怀，对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干事长陈雪屏也耿耿于怀。1942年国民参政会改组，尽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北大前教授朱家骅力保，将陈雪屏（江苏宜兴人）列入江苏省名单，但送呈蒋介石核准时，仍然被他勾去。
1944年3月，孔祥熙赴昆明，与美国谈美钞问题、与云南省政府谈财政问题、调查物价上涨问题。期间不自量力，提出在联大召集联大、云大、译员训练班学生训话。蒋梦麟顾虑学生情绪和失控风险，以联大“无礼堂”婉辞，孔祥熙坚持将演讲地点定为云南大学至公堂，听众不变。
3月10日，梅贻琦安排筹备演讲会务。联大教务长杨石先、总务长郑天挺、训导长查良钊都知晓学生对孔祥熙反感至极，为免横生枝节，一致认为当天准备好布告，有意不提前张贴，而是11日早7时发布告，通知9时至11时停课，9时15分凭校徽及注册证在云大操场集合。
3月11日上午9时半，孔祥熙向联大、云大学生演讲，果然不受学生待见。他入场时学生嘘声大作；登台时嘘声尤盛；演讲开始后，嘘声才慢慢平息；此时原计划入场的译员训练班学生，因被其他学生占座未能入场，又在场外鼓噪退席。
孔祥熙心理素质不错，毕竟见过大场面，态度从容镇定，退场时学生再报以嘘声。郑天挺在当天日记中感慨，“彼既不自知，又无人能以忠实告，致蹈此局”；庆幸当天临时张贴布告，如果提前发布，有人组织突然张贴“倒孔”标语，高呼“打倒孔祥熙”，结果更不堪设想。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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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斯年：《致胡适》，1942年2月6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七卷，第234页
3、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37-38页
4、杨天石：《“飞机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南方周末》，2010年3月18日
5、宋庆龄：《致宋子文》（英文），1942年1月12日。转引自张俊义：《抗战时期的宋子文与宋庆龄——宋子文档案解读之四》，《百年潮》，2004年第12期，第53页
6、《竺可桢日记》，1942年1月16日、27日、30日。《竺可桢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卷，第287、288-289页
7、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1941年12月22日、30日。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下册，第752、753页
8、《王世杰日记》，1941年12月22日、23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手稿本，第三册，第214-215、216页
9、常家玮：《谣言的张力：抗战时期“飞机洋狗案”重探》。《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1期，第128-131页
叶胜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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