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BCG波士顿咨询）
前言
在《超越效率，中国医药创新的价值攀登》系列上篇中，我们回顾了中国医药创新过去十余年以“多、快、省”为特征的效率跃升，剖析其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新位势，并展望未来十年的演进方向。站在从“效率高地”迈向“价值高峰”的关键节点，在下篇中，我们进一步将视角聚焦创新体系本身，深入探讨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的韧性与内在力量，系统拆解支撑中国创新持续演进的关键要素。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医药创新的支撑体系已初步成型，核心要素开始协同运作，为研发创新活动提供了基础性保障。面向未来十年，关键在于进一步提升创新生态的自我循环能力与韧性，为创新成果的持续产出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
当前，中国医药创新的生态支撑体系可概括为六大核心要素：政策环境、人才可持续性、CRDMO生态、产学研转化体系、科研设施与工具可及性，以及资本韧性。在六大支撑要素中，中国相较美国的差距主要集中在资本韧性、人才梯队的可持续性，以及产学研转化体系的成熟度（参阅图1）。
资本韧性
对标美国，中国创新药的资金结构呈现出多层次特征，涵盖政策性资金、市场化投资与企业自筹资本的协同布局，基础框架已经形成。然而，在资金体量上仍存在显著差距：2025年，美国创新药研发投入超过2600亿美元，而中国创新药研发资金总量约为390亿美元（参阅图2）。同时，中国创新药企业的自我造血能力相对有限，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在2025年仅占约40%，创新药资金来源本质上仍高度依赖政府与外部资本。
在公司层面的微观维度，中美创新药企业在规模和研发资源配置上仍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大型药企、生物制药企业（Biopharma）还是生物科技企业（Biotech），美国企业的收入规模通常为中国同行的数倍甚至十倍以上，这种结构性差距直接反映在单家公司可支配的研发经费上。基于三类公司排名前20的收入体量与研发支出占比计算，美国企业的研发经费可达到中国同类型公司的约10到25倍，显示出中国创新药企业在整体资本可用性上仍面临明显限制（参阅图3）。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头部创新药企业在过去数年中，普遍将提升研发运营效率作为核心应对策略，围绕项目立项、项目管理等环节持续压缩低效投入。2020—2025年间，中国头部上市创新药企业的单项目平均临床开发成本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反映出在有限资本条件下，通过流程优化与运营精细化释放效率红利，已成为中国创新药企业的重要能力特征之一。
在交易类型上，中国生物科技企业的IPO与授权交易已接近美国水平。过去五年，美国的IPO及授权交易累计总量约为540亿美元，而中国同期累计约400亿美元（参阅图4）。中国创新药企业在资本市场和授权交易方面的活跃度正在快速提升。然而，中国在并购退出通道上仍显不足，美国过去五年通过大规模并购实现的退出总量达4050亿美元，涉及423笔交易，而中国同期仅约100亿美元、64笔交易，且单笔并购交易体量大约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并购退出通道的缺失，使中国创新药企业的资本生态在早中期融资后的流动性和风险分散能力存在一定的结构性边界。
未来十年，中国生物科技的并购生态存在形成的可能，其关键动力在于市场理性回归后的资源重整。依赖资本力量推动生物科技企业成长为生物制药企业的土壤逐渐消失。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中小型生物科技企业能够产出真正具有同类首创（FIC）或同类最佳（BIC）潜力的资产，在估值合理的条件下，大型生物制药企业与传统药企或将通过并购快速整合这些创新资产，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弥补关键靶点和技术平台的不足。这种并购退出生态的形成，也会推动创新药企业生态向以产品和技术价值驱动的成熟体系演进。
人才可持续性
中国创新药顶尖人才的来源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演进路径，大致经历了原始积累期、海外人才主导期以及本土人才崛起期三个阶段。自2016年起，大量具备海外科研背景及跨国药企经验的人才回流，进入本土生物制药与生物科技企业，在研发、临床等关键环节迅速补齐组织能力与专业经验的短板，成为推动中国创新药体系成型的关键力量。2022年之后，随着创新药资本环境趋于收紧，人才建设重点从规模扩张转向精耕细作，顶尖人才结构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在2022年及之后成立的生物制药/生物科技公司中，本土人才占比已达到51%，显示出本土培养正在成为新的结构性趋势（参阅图5）。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国际经验的重要性下降，而是表明中国创新药的人才支撑体系正逐步积累内生演化和持续供给的基础。
展望未来十年，中国创新药的人才稀缺更多体现在复合能力。首先，是能够在源头阶段同时兼顾科学原创性与全球商业价值判断的研发人才，他们将决定中国创新是否具备能够被全球定价的潜力。其次，是在临床开发策略制定、临床运营、临床质量等关键环节，真正具备中外体系实操经验和专业技能的高级临床人才，其能力直接影响中国创新成果能否被全球认可。此外，高质量的研发项目经理同样稀缺，这类人才需要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整合战略判断与组织执行，既理解本土研发文化，又能够与国际标准和合作方高效对接。这些复合型人才的供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创新药能否完成从效率驱动向价值驱动的跃迁。
产学研转化体系
一个成熟而高效的产学研转化体系，是建立在清晰制度保障之上的连续价值转化机制（参阅图6）。其起点在于学术与临床端对科学问题和未满足临床需求的系统性探索，通过早期研究与临床验证不断降低不确定性。随后，产业孵化器、技术许可办公室（TLO）等作为关键交易媒介，对科研成果进行系统性筛选、价值梳理与标准化包装，将其转化为可投资、可推进的项目形态。在此基础上，资本进行风险定价并提供资金支持。最终，产业端承接经过初步验证的技术与资产，实现产品化与规模化落地。贯穿全流程的制度保障，如清晰的成果归属、稳定的激励机制以及可预期的规则环境，决定了各参与方能否长期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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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对比波士顿/剑桥与上海张江两大生物科技产业集群，可以更清晰地识别中美产学研转化体系在成熟度上的结构性差异。
学术与临床：根据2025年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健康科学及生物科学综合城市排名，上海位列第7，波士顿位列第2。在自然指数前50名医院数量上，上海拥有3家，波士顿为5家，显示两者在全球顶级科研与临床资源密度上仍存在差距。
资本端：以PE、VC及政府资金计，波士顿产业集群2025年的资金支持规模约为150亿–160亿美元，约为张江的5倍，决定了其在早期风险承担与持续创新投入上的优势。
产业端：波士顿汇聚多家跨国大型药企，生物医药从业人员密度约为7100人/平方公里，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生物医药集聚区。相比之下，张江约为1500人/平方公里，产业集聚强度仍有明显差距。
交易媒介：波士顿的技术许可办公室（TLO）与孵化体系已高度市场化，并深度嵌入高校与产业网络，成为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的常态化通道。而以张江为代表的国内园区虽已初步建立技术转移与孵化机制，但整体仍以行政协调与项目支持为主，尚未沉淀为可复制的市场范式。
制度保障：美国于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明确了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产权归属，支撑了高校—资本—产业之间的高效连接。国内部分顶尖高校已在成果归属与激励机制上开展突破性试点，但整体仍处于从0到1的制度探索阶段。中国若想完全打通稳定、自驱、可复制的产学研转化体系，仍需一段时期的系统培育。
以细胞治疗为例，可以更直观地观察到中国在特定前沿领域中，政策环境与产学研转化体系协同推进所释放出的系统性创新能力。从创新产出看，中国在细胞治疗的管线规模、技术前沿探索及早期临床验证等多个关键维度已相对领先（参阅图7）。
首先，在管线规模层面，中国在细胞治疗不同技术平台与治疗领域的在研管线数量整体多于美国，呈现出更高的密集度与覆盖广度（参阅图8）。这种多平台、多适应症并行推进的布局，使得不同技术路线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同时接受临床与市场可行性的检验，为筛选有效技术路径和优先适应症提供了更充分的探索空间。
其次，在技术前沿层面，中国围绕新技术路线与新疾病领域的探索更加活跃，部分方向已率先实现概念验证并取得关键性突破。例如，在体内CAR-T方向，多家中国企业并行推进慢病毒载体与tLNP-mRNA技术路径，并在早期临床研究中取得具有国际关注度的探索性结果；在干细胞领域，中国在工艺开发与临床应用方面持续推进原创性研究与转化实践，在起始细胞来源、规模化制备及临床可及性等关键问题上不断取得进展。
最后，在临床转化与验证路径上，中国的细胞治疗创新呈现出“假设前置、快速验证”的特征。依托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IIT）等研究路径，部分项目能够在较早阶段进入真实患者环境，获得具有可解释性的初步临床信号，并在此过程中积累可复用的临床与技术经验。这种以早期验证为核心的转化模式，使部分细胞治疗方向能够更快进入持续迭代的开发节奏，并逐步向规范化临床开发过渡。
在上述创新表现的背后，政策环境与区域产学研创新生态为相关探索提供了重要支撑。近年来，国家层面对细胞治疗相关研究的制度框架持续完善，为前沿探索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合规参照。以IIT为代表的研究路径，已在现有监管体系中形成相对明确的制度定位，并在实践中成为部分细胞治疗技术开展早期临床探索的重要方式之一。
2025年9月，中国国务院发布第818号国务院令《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为细胞治疗相关研究活动提供了法规层面的制度依据。该条例对医疗机构开展临床研究的职责、边界与合规要求作出原则性规范，也为IIT与注册性临床试验等不同研究路径的并行探索提供了基础性的法规框架。同时，该条例明确规定，取得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临床应用”许可后，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在开展该技术的临床应用时，可以依法按照规定收取费用。
在产学研协同层面，细胞治疗相关创新活动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其中，长三角地区依托相对集中的科研资源、较强的临床承载能力、活跃的产业与资本参与，以及地方层面在政策衔接与资源协调上的探索，逐步形成了国内细胞治疗领域较为活跃的区域创新集群，在基础研究、临床探索与产业化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动关系。
从效率高地到价值高峰
过去十年，中国医药创新以“多、快、省”为核心特征，系统性构建起可规模化、可复制的效率高地。面向未来十年，中国医药创新正处于从效率高地迈向价值高峰的关键拐点。这一跃迁并非对既有优势的简单延伸，而是能力结构的系统性升级：一方面，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将推动“快”与“省”进入下一阶段，使中国进一步深化效率优势，成为全球创新节奏的重要加速器；另一方面，创新重心将向源头机制与前沿疾病领域迁移，持续产出具有全球认可度与定价潜力的原创成果。同时，强化生态韧性将成为支撑长期发展的关键，通过构建可持续的资本结构、复合型人才体系，确保创新能力能够得到持续释放。
合流共计，定义未来
中国医药创新的未来十年，将是一场从效率高地迈向价值高峰的集体攀登。其成功依赖于本土创新药企、跨国药企、政府与投资人之间的深度协同，在效率中心、价值源头与生态韧性上形成合力，共同锚定中国医药创新的全球新坐标。这条路径并非一次线性跃迁，而是一段需要耐心、协同与长期主义的系统性迁徙——没有任何单一玩家能够独自完成突破。
效率中心是中国医药创新的起点，也是我们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底气，未来十年所有参与方都需继续强化“多、快、省”优势，将其持续转化为平台化与规模化的能力。价值源头则是这场攀登必须抵达的里程碑。这意味着选择更难、却更正确的方向——从快速跟进走向差异化与源头创新，在复杂疾病与前沿机制上实现真正突破，并据此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更大的定价权与话语权。生态韧性是支撑中国医药创新持续前行的关键底座，需要政策制定者、资本、产业等各方共同维护其稳定与可持续性。
这是一场属于整个行业的攀登，它的起点，始于当下，始于每一个参与者对方向的选择，以及对长期价值的坚持。
(BCG波士顿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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