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北平西郊机场的风格外凛冽。临时指挥棚里，一盏马灯发着摇晃的黄光，刘亚楼盯着桌面的干部调配名单，眉头紧锁。人民空军正在草创，跑道上只有几架缴获的老飞机，可要撑起天空，需要的不止飞机，更需要懂打仗、懂政治，又肯钻研新技术的干部。名单上，46军政委李中权被圈了红线，职务：空3军政委。刘亚楼知道，这位年轻政委恐怕会皱眉。
几天后，西苑招待所。门一开，李中权跨进屋，敬了个军礼。刘亚楼开门见山：“调你去空军，空3军政委。”李中权沉默半晌，吐出四个字：“不愿意去。”一句话砸在屋里，灯丝似乎也抖了下。刘亚楼并不意外。此前，东野的刘懋功、华野的数名团职干部都讲过同样的话，他们怕技术门槛，怕从头学起，甚至怕坐进飞机就要当飞行员。
有意思的是，组织部门给空军设的门槛并不低：年龄最好在三十五岁以下，必须打过硬仗，还得有中学以上文化。李中权三十三岁，黄埔十二期后又自修完中学课程，这样的政工骨干当时并不多见。刚从天津战役里杀出来的他，炮火硝烟未散，又得换行当，难免踌躇。
“很多陆军干部一来空军就要降一级。”刘亚楼语气放缓，“你从军领导岗位直调军政委，编制大一截。嫌小？还是嫌难？”李中权抬头：“空军是技术军种，我没飞过机，怕干不好。”话音刚落，窗外一阵哨声划破夜空，训练班的苏式教员在呼点名。刘亚楼指着窗外：“飞机可以先借苏联的，天还是咱们自己的。空军要打仗，也要做思想工作，你这一套最熟。”
调令很快下达：1950年1月，李中权正式赴东北，接管空3军政工口。机场跑道以北是冻得硌脚的松土，新兵们围着木架子学信号旗；跑道以南堆着钢材，有的还是解放长春时缴获的废旧梁。试想一下，一个陆军出身的政委，第一天报到就要处理教导旅学员和苏联顾问的矛盾，又要盯后勤仓库的棉衣配发，难度真不比阵地战小。
不得不说，李中权的学习劲头很快显现。一个月后，他能把米格-15的机炮口径、航程数据背得滚瓜烂熟。开会时，他常用陆军的作战术语比喻空中机动：“格斗就是空中的穿插迂回，注意高度差就像注意纵深。”飞行员听得乐呵，苏联翻译也点头称赞。
然而1952年的“三反”运动给他带来沉重一击。有人检举他在沈阳采购物资中“铺张浪费”。审查组扣了顶“贪污浪费”帽子。自此，他在副兵团职一待十多年。空3军后来改编为航空兵军，指挥员几度更迭，他仍旧戴着那顶帽子，负责政治部，常年穿着褪色的皮夹克，像块稳固却被忽视的基石。
1964年，歼-6首批成军。空军总参谋部要挑选了解苏械又熟悉基层的干部去验收，名单里再次出现他的名字。有人提醒：“他还顶着问题。”时任空军副政委甘泗淇一句话拍板：“懂行的就那么几个，错过又要教新人。”李中权踏进阎良试飞基地时，灰风衣扣子缺了俩，但步子依旧稳。试飞成功那晚，他在跑道边喝了口烧酒，轻声嘟囔：“这回总算没白学。”
1978年，空军第一次大规模干部复查结束，他被撤销原处分，恢复正兵团职务。文件送到他手上，他没有太多表情，只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熟悉他的飞行大队长说：“老李啊，终于补发起飞许可了。”他笑了笑，往窗外望去，天已放晴。
1983年，组织批准其离休，待遇按大军区副职核定。那日，他把陪伴三十多年的《空气动力学原理》和《政治工作条例》一起打包，放进旧木箱。送行的学员已成将军，仍喊他“政委”，声音中带着掩不住的敬意。
很多年后，回到家乡江西新建县，他偶尔走到田埂边，抬头望天，见到划过云端的歼击机，才会眯眼辨认机型。旁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那句“不愿意”。他摇摇头，只说：“没后悔，天大得很，翅膀硬了才能护住地上的人。”
在刘亚楼的早年规划里，空3军是战斗航空兵的主力，组建时机最紧、任务最重。若没有李中权这样肯啃硬骨头的政工干部，单靠几架飞机与一群飞行员，空军的“战斗精神”三字就缺了底色。这段往事如今已少人谈起，但那张1950年1月的调令副本，被他细心夹在日记里，黑油字仍闪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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