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10日，檀香山机场。张学良推着行李，海风掠过白发，他被记者围住。闪光灯中，一位美国学者问道：“将军，您如何看待当年红军的长征？”他沉吟片刻，吐出一句后来屡被引用的话：“换作别人，恐怕一千里都走不出去。”
这句评价出自一位同样曾统兵十数万、与蒋介石并肩又对峙过的军人之口，因此分量极重。张学良并非中共一员，却在西安事变中转折了民族命运；也正因如此，他对军事领袖的观察，少了党派立场，多了对成败得失的冷眼旁观。
他为何把“能走出一千里”当作衡量尺度？答案藏在1935年的贵州山谷。那一年，红军在湘江血战后锐减至三万，枪械不足、药物奇缺，部队人均弹药不到三十发。对面的，是蒋介石集结的三十余万中央军，配备飞机、重炮，还有地方军阀的合围封锁。换成任何传统打法，都是死局。
张学良深知“换人就走不出”。彼时东北军刚经历长城抗战失利，自身装备并不差，却在正面战场上被日军机械化部队打得节节败退。若让他率领一支缺衣少粮、孤军深入的队伍横穿数省，他自己都不敢承诺能坚持多久。
湘江一役后，中央红军陷入绝境。博古、李德坚守“正规战思维”，三万人频频被国民党内线情报锁定。遵义会议前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人急切地寻找新出路。会上，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集中优势、迂回穿插”的设想，被与会者一锤定音地推向前台。至此，长征真正告别了被动挨打的节奏。
四渡赤水便是检验这套思路的第一次大考。红军像潮水般在乌江、赤水河之间反复穿插，追兵始终落空。“国军把红军当兔子追，却不知自己成了猎物。”张学良后来回忆战况，摇头轻叹。蒋介石亲赴贵阳督战，却屡被虚实相间的调动玩得团团转。战后美方战史专家推演此役，结果显示若按红军轨迹重走，美军也会因补给断裂而被迫缴械——这正是张学良口中“难走千里”的底气所在。
泸定桥之战，更是奠定了红军西进的咽喉要道。22名勇士踏上铁索，身后滔滔大渡河，前方是敌军机枪。此举既是悲壮突击，也是战役整体设计的一环：牵制国民党西线兵团，为主力北上抢得时间窗口。毛泽东看准了对手畏难求稳的心理，一举穿山越岭，直抵川西。
值得一提的是，长征途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1935年4月初，驻守四川北部的川军某师读取到红军电台讯号，误判主力将折返贵州，擅自向蒋介石报告“可封堵夹金山以北要隘”。蒋信以为真，下令空袭贵州，而真正的红军已在夜幕中翻越乌蒙山，方向恰好相反。战术欺骗之外，是对山川河流的精准把握，更是对敌将心理的拿捏。
脱离险境之后，红军同样面临内部考验。张国焘执意南下，企图回到川康老巢“稳固根据地”。毛泽东坚持北上，与抗日大势相合。两种路线短暂对峙，最终形势说明，北上才是生路。红四方面军南线折腾三月，损失四万余人，而北线部队以奔袭方式先抵陕北，建立落脚点，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高潮。
张学良一直关注着这段波折。西安事变前，他确曾动过加入中共的念头，但顾虑重重未敢迈出。周恩来在张府数度密谈，透露陕北根据地的最新情报，让他对“长征后还活着的红军”刮目相看。等到他被软禁，外界信息零碎，却依旧能从夹带进门的报纸、电台只言片语中捕捉红军渐成正规军的迹象。“原以为是一股游勇，没想到越打越壮”，朋友代他转述的这句话，虽然平淡，却暗含敬意。
蒋介石对四渡赤水的失利耿耿于怀，多次在战后会议上讽刺部属“连自己的影子都找不到”。东北军旧部听闻这些秘闻，对张学良说：“少帅若指挥，能否破局？”张学良苦笑，“没补给，没制空权，凭胆气？一千里足够耗干了。”这一幕后来被研究者记录，成为那句名言的现实注脚。
1994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整理口述材料，再度向张学良确认当年感受。他挥动手杖，语气如常：“长征不是简单行军，是以弱制强的战略转进。看似在走，其实在打。”短短一句，总结了毛泽东战争艺术的核心——运动中寻找优势，以空间换时间，以灵活抵数量。
张学良终其一生未能踏上大陆，但故宫博物院依旧陈列着他捐赠的父亲张作霖佩剑；沈阳老宅也在1959年就列入保护名录。这些细节说明，历史并未忘记他在民族危亡之际做出的关键选择。同样，张学良也用那句“没有毛泽东，长征难出千里”表达了对那支队伍最坦诚的敬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