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5日凌晨，河内总参谋部作战室灯火通明，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情报处军官低声对参谋长说：“报告，将军，中国部队可能在两天后越过边境。”短暂沉默后，对方回了句：“无需紧张，他们顶多象征性示威。”一句话，道尽了当时越军高层的自信与错判。
数月前，越南刚结束在柬埔寨的进攻，北部边境却已屡遭摩擦。苏联卫星资料与越南自身侦察表明，中国在广西、云南集结兵力，规模超过二十个师。按常理推算，敌军需要更长时间补充给养、修筑道路，所以河内判断真正的战役也许在3月之后。然而，越军忽略了一个关键变量——解放军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2月17日清晨，广西方向炮声轰鸣，越北山岭瞬间被火光点亮。东线、北线、东北线三股突击几乎同时展开。先是一轮九分钟的炮击，紧接着步兵、工兵、坦克穿插推进。越军第345师指挥员回忆：“我们预计敌人先侦察、后试探，没料到直接全线压上。”短短48小时，老街被攻破，越军口中的“坚固门户”变成瓦砾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行动是解放军1949年后首次大规模联合兵种突击。坦克团以连为单位伴随步兵穿行山间，火炮密集度高达抗美援朝时期三倍。以昆明军区某炮兵师为例，单日最大射击量突破六千发。如此火力，直接打乱了越军既定的“拖住对方、等待增援”计划。
为什么要打得这么快、这么狠？高层目标很清晰：惩戒，但不过线；速决，而不恋战。国内外多次战争教训明白告诉人们，时间拖得越长，成本越高。更重要的是，北方还有苏军在黑龙江对岸调兵，仗必须一鼓作气打完。
战场上另一项隐蔽而致命的手段是工兵爆破。解放军撤出越北前夕，对那些曾由中国援建但已被越南军政设施化的仓库、桥梁和工厂实施定点爆破。越媒后来指责这是“强盗行径”，甚至夸大数字称“村镇化为灰烬”。可事实是，爆破范围集中在军事设施和交通节点，而且多为当年援越物资改建的仓储与阵地。换句话说，与其留给对手，不如亲手拆除。
黎笋3月初奔赴谅山，见到街面空荡、墙体千疮百孔，便在军官大会上吼道：“抬起头！中国人撤了，是被吓跑的。”这样的话语更多是安民心。彼时的越南，国内经济受美越战争与南线作战双重拖累，外援逐渐干涸，只能靠宣传维系士气。然而，媒体与将领极力粉饰的“胜利”，很快和民间感知的破败形成鲜明落差。
有趣的是，越南军方事后撰写的内部评估报告对这场冲突也分成两派。年轻军官偏重检讨情报与决策；老资格将领则强调“地利不足、兵力分散”。当时任边防总局作战处长的黎马良少将发表文章，给中国军队打出“5分”，理由是“靠人海、火炮堆出成果”。这个观点之后被越南《人民军队报》反复引用，成为教育新兵的“官方教材”。
然而，战斗数据并不支持“人海战术”说法。老街、谅山两役，解放军平均集团突击密度低于抗美援朝，重炮及装甲比例却翻倍。当时一个步兵师配属的榴弹炮、加农炮、火箭炮合计超过250门，火力输出远高于常规编制。从战术角度看，这是精确火力集中，而非单纯靠人力堆积。
外界往往忽视另一件事：越军主力并不在北部。1978年底，越军在柬埔寨投入了九个师，占总兵力近三成。当中越交火消息传到金边，驻柬最高指挥阮仲迅紧急电报河内：“是否回撤？”黎笋权衡良久终未批准。因为一旦撤回，已夺下的金边、马德望可能瞬间失守。最终，越军只能用防区部队硬顶，结果节节败退。
到3月5日，北京宣布“自卫反击任务达到预定目的”，部队开始有序撤回。19天的作战，解放军共歼敌五万余，拔除边境要塞三百多个，付出六千余官兵伤亡的代价。就速度与战果而言，在上世纪同等规模高强度地面战斗中并不多见。
战后，越南依旧坚持“胜利”说法，并将撤退的原因归结为“苏越联盟震慑”和“主力回防在即”。若把这些辞令与当年日记、战报相互对照，可发现很多细节自相矛盾。例之一是他们宣称“中方没拔走重炮”，而实际清单显示，仅谅山地区就缴获了越军百余门迫击炮，被当场销毁。
十年后，老山、者阴山一线再次硝烟弥漫。越军在这里才真正领教到中国轮战部队的持续打击。许多学者认为，这与1979年战后越南未做深层反思有关，错误宣传让基层军官低估了对手，以致长期付出沉重代价。
回忆这段历史，需要放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审视。苏美冷战、红色高棉、柬越战争“三线交错”，越南选择了与苏联捆绑的路线，也选择了以武力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1979年的闪击，既是边境长期摩擦的爆发点，也是给河内的一个强烈警示：一国的战略决策若脱离现实，迟早要付出代价。
时针拨回如今，战地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场短促而激烈的较量留下的教训仍在。军事判断不仅需要情报，更需要对对手的意志、节奏和底线有清醒认识；宣传可以暂时麻痹人心，却无法改变战场真相。倘若黎笋当年真把“出兵时间”当成胜券在握的底牌，就注定要在炮火中付出代价。这一点，历史已给出最直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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