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8日拂晓，南京龙潭机场弥漫着湿冷的雾气。“云雾号”刚离跑道便传来惊呼，机身一个俯冲，消失在江畔的树林里。军统局长戴笠遇难的消息，仅用半小时便传进重庆曾家岩公馆。胡蝶手里的茶杯晃了晃，半盏热水洒在桌面，她却只是轻声嘀咕了一句：“他总说要陪我去看上海的海……”那一刻，旁人看不出她是震惊还是怅惘。
时间往回拨六年。1940年冬，香港中环的皇后大道还算喧闹，胡蝶正想办法离开这座岌岌可危的殖民地。日本宪兵部反复逼她出演《胡蝶游东京》，她一次次推辞，内心惟一的念头是：要回到自己的土地，哪怕前路未知。12月下旬，东江纵队的一艘小船载着她和家人夜行出海，几经辗转，次年春天抵达桂林。她以为这趟逃亡就此结束，却不知自己已经走进另一张细密的网。
戴笠第一次真正留意胡蝶，是1936年上海关族路的一场电影慈善放映会。当时他还未完全掌控军统，但已是特务界声名鹊起的人物。人群里，胡蝶一袭淡粉旗袍，嘴角挂着浅浅笑意。戴笠只是远远看了几分钟，却把那种温婉、从容烙在心底。后来他的随员记录里写下“影后气质，与众不同”八个字。多年后，胡蝶听说此事时只淡淡回应：“那会儿谁认识他呀。”
1942年9月21日的上海愈发冷清。戴笠赴杨虎公馆吃饭，原本安排了一桌十几人的酒局，他却借口“有点倦”径直上楼，只留下几句命令：“帮我把胡女士请来重庆。”杨虎愣了片刻还没明白，戴笠已经低头研究那份刚从香港带来的情报——胡蝶决定重返内地。
到重庆时是初冬，嘉陵江水位略涨。胡蝶被安置在曾家岩70号的三层小楼里，客厅摆着巴洛克式沙发，墙角的铜制留声机静静转动。这座公馆原供戴笠偶尔休息，如今却成了胡蝶全家的临时住所。几日后，她丈夫潘有声因生意纠纷被捕，胡蝶无奈登门求助。门外风声紧，门内只听戴笠说：“这事我来办。”十分钟后电话打完，重庆警备司令部撤销拘捕令。胡蝶暗叹：权力原来可以如此直接。
往后整整三年，戴笠几乎每天都会在傍晚时分出现。公馆的佣人换成了经验丰富的四川大嫂，院子里多了两个卫兵。胡蝶的女儿潘燕子喜欢在廊下骑竹马，戴笠便放下公事，蹲在地上陪孩子叠纸船。一次孩子顽皮地拍了他帽子，他竟没恼火，还主动弯下腰：“小燕子，你当司令，我听指挥。”那一幕让胡蝶心里七上八下——眼前这个笑着讨好孩子的人，前一天才签下几份处置叛徒的密令。
潘有声长期被“外派”昆明跑业务，实则是被戴笠有意支开。胡蝶心知肚明，却没有拆穿。抗战末期，物资紧缺，她拍不了戏，每月的生活费、家里长辈的医药费，都是军统账上拨来的。旁人议论“被霸占”“欠人情”，她表面沉默，夜里常站在窗前看嘉陵江滔滔。戴笠偶尔陪在一旁，两人话题却大多围着电影与艺术。他问她：“如果打完仗，你想拍哪类片子？”胡蝶轻声答：“拍普通人的故事，别再演公主了。”戴笠没有接话，只把烟头按进烟灰缸，留下淡淡白雾。
抗战胜利后，戴笠于1945年11月飞赴南京主持接收。临行前夜，他在廊下独自踱步，忽然回头对胡蝶开口：“等忙完，我送你回上海。”胡蝶没应声，只递给他一只小小的护身香囊。很多年后，她在回忆录里写：“那晚我心里很乱，不知说什么才合适。”人心微妙，大概如此。
短暂的平静被1946年3月的空难终结。戴笠身亡，军统内部迅速易帜。两周后，胡蝶收拾行李离开曾家岩。院门口，管家递给她一个封口严密的木匣，里面是一张汇票和一封半页信，只简短写着：“蝶姐，愿平安。”字迹潦草，却一眼看出是戴笠亲笔。胡蝶合上匣子，没说谢，也没落泪。
1950年代初，胡蝶定居香港，再未涉足大陆影坛。友人偶尔提起那三年，她总是挥手带过，只有在酒过三巡时才轻声道：“他不是好人，但他的确待我不薄。”1989年秋，胡蝶因病住院，接受媒体访谈。记者问：“您最难忘的人是谁？”她沉吟片刻，低头叹了一句：“恐怕还是戴雨农。”
历史的衡量标准很冷酷。军统的残酷手段，早被无数档案、口述揭示；胡蝶被迫滞留公馆，也称不上自愿。然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常常游离于善恶之上。当年那个权势滔天的特务头子，为哄孩子开心趴在地板上爬行的画面，成了胡蝶脑海中最难抹去的瞬间。有人说她软弱，也有人说她识时务；可如果换作旁人，或许也难以抗拒那一份既危险又温存的庇护。
戴笠死后，军统风云散尽；胡蝶晚年躺在维港高楼间，却依旧偶尔取出那只旧香囊，再三摩挲。人生里总有一些人，一旦闯了进来，便会留下痕迹，无关对错，也无关成败，只是再难抹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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