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初夏，“渤海二号”刚从横滨海域驶进广州港口时，码头上一片欢呼。一位检验工程师压低嗓子说：“有了它，咱们也能下海找油了。”那一年，中国刚刚敲定近海勘探的总体规划，陆上油田虽然屡传捷报，可海上依旧是空白。一座自升式钻井平台的到来，被视为开启海洋石油时代的钥匙。
为了给这把“钥匙”配好主人，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宋振明受命统筹海上勘探。他出身陆地油田，却对深水作业格外上心，常常在技术会上追着年轻工程师问：“海浪进水怎么排？应急发电怎么接？”这种较真劲儿让不少人暗暗叫苦，但也正因如此，海上钻探在短短几年就初具规模。
时间跳到1979年11月，中国石油战线正忙着完成年底翻番任务。“渤海二号”没有像往年一样进坞检修，而是被要求继续拖航转场，准备赶在冰封前再打一口井。平台上74名作业人员，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人人都想着多打一方油。可一条看似简单的调令，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24日傍晚，海鸥贴着海面折返，天气预报也明示渤海湾即将迎来六级大风。钻井队长刘学连续发出电文，提出“换泵、加拖轮、择机启航”三点要求，却只得到一句回复：“任务紧急，照常前进。”他只得苦笑着对轮机长说：“咱们把缆再系牢点，顶过去！”
夜色降临，浪高已过三米。桩腿舱潜水泵突然失灵，排水中断，平台吃水加深。凌晨两点，电缆孔被海浪浸透后短路起火，泥浆泵停摆，海水开始倒灌。刘学冲上甲板大喊：“全体穿救生衣，撤到直升机平台！”呼号声在风雨里被撕碎，钢板摩擦的巨响让人心惊。
三点多，平台3号桩腿倾斜近三十度，随时可能折断。外围最近的“大庆九号”拖轮实际距离不到六公里，可接到求救信号后，第一艘救生船仍在四十分钟后才勉强起航。等它赶到，巨浪已将整个平台淹没，只剩斜立的桩腿露出海面。74名作业者中，最终仅阎学军、王墨林两人被拉上甲板，他们浑身裹满油污，哆嗦着一句话：“来晚了……”
海难电报通过交通部、国家经委层层上报，25日中午摆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他眉头紧锁，提笔写下六个字：“彻查此事，追责。”调查组旋即从北京赶赴天津，有意思的是，不少成员就是当年审批“渤海二号”采购的技术骨干，一切细节瞒不过他们。
调查结论很快公布：违规冬季拖航、虚报气象、抢工期压安全，多重失误叠加导致悲剧。负责海上作业总体指挥的石油工业部首当其冲。宋振明得知结果，在部务会上只说了一句：“责任在我，不能推诿。”随后递交辞呈。有人劝他“再等等”，他摇头：“人命关天，这事不等人。”
外界议论铺天盖地。有人回忆他在玉门、克拉玛依顶着风沙跑勘探，也有人指责管理失察。1975年他才被破格提拔为副部长，1978年肩负部长重任，眼下却只好交出印章。这一离开，他转至新组建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开发公司担当顾问，专盯技术改造，性格依旧倔强。一次会议上，他拍着桌子对年轻人喊：“别怕写检讨，怕的是不改！”
事实上，宋振明与石油结缘并非科班出身。1949年，他还是57师13团的代政委，接命令奔赴玉门。不懂就学，白天跟工人抡铁锤，晚上拿着《石油钻井学》啃到凌晨。三年后，他带队探明祁连山南缘多处含油构造，甩掉“贫油国”帽子的第一笔底气就这么攒起来。随后大庆会战、5030万吨高产井喷，他几乎没离开过井场。
海难阴影无法抹去，却也无法完全掩盖此前的功绩。1990年6月13日，宋振明在大庆病故，享年64岁。家人遵其生前嘱托，把一半骨灰撒进荒原油井旁的风中。有人感慨，他的事业始于石头戈壁，也终于黑金之海——成败荣辱，都留给后来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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