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张柱状图，像一排灰色的、沉默的墓碑。
投影仪的光束，在微尘浮动的空气里，投下一片冰冷的、几何状的光。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片光里。
我的名字，陈默，孤零零地躺在横轴的最末端。
在我的名字上方，那根代表着“最低档”评价的深灰色柱子，突兀地、蛮横地，刺向了天花板。
旁边，一个鲜红的数字，像一滴凝固的血。
“63”。
总共65份评分表。
有63份，给了我最低档。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是坐在一间会议室里。
我是沉在了一片没有声音、没有光、也没有浮力的深海之底。
我所在的部门，是档案科。这是一个在整栋大楼里，最接近于被时间遗忘的角落。我们的办公室在北侧，终年晒不到太阳，窗外的景色，永远是另一栋楼斑驳的、毫无表情的后墙。空气里，常年弥漫着一股混合了旧纸张、除湿剂和机器散热的独特气味。那是一种属于沉寂和凝固的味道。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口号和风潮一波接着一波。而在这里，时间仿佛被拉长、稀释了，流动得异常缓慢，甚至接近于静止。
我们的工作，就是与这些凝固了的时间打交道。将一份份已经泛黄的、承载着过去的文件，进行整理、扫描、归档、入库。这是一个枯燥、重复，且极度需要耐心的过程。我在这里工作了八年。八年来，我每天做的，几乎都是同样的事情。从架子上取下一盒档案，小心翼翼地打开，用气吹吹去表面的浮尘，然后一页一页地，将它们送入扫描仪的“口”中。机器发出低沉而平稳的嗡鸣，像一首单调的催眠曲。在许多人看来，这或许是一种折磨。但对我而言，这种单调，却内含着一种奇异的、近乎禅定的秩序感。
我喜欢这种秩序。它让我感到安稳。我叫陈默，人如其名，沉默寡言。我不擅长，也不喜欢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那些言语间的试探、暗示、奉承与机锋，对我来说，比整理一万份杂乱无章的档案还要费神。所以，我选择将自己沉浸在工作里。我把每一份档案，都看作一个独立的、需要被尊重的小世界。我确保每一页扫描出来的图像，都清晰、端正，没有任何瑕疵。我为它们编写的索引，精准到了每一个标点符号。我或许不是科室里最聪明的，也不是最会来事儿的，但我可以肯定，我是最认真的那一个。
科室里的人，不多也不少，十几个人，构成了一个微妙而稳定的小生态。有快要退休、每天只用半张报纸和一杯浓茶来打发时间的王师傅；有热衷于传播各种小道消息、办公室里所有零食和八卦源头的刘姐；还有刚来没两年的大学毕业生小张，年轻人，有冲劲，总想着要在这潭死水里，搞出点什么名堂来。我们彼此之间，维持着一种客气而疏远的同事关系。见面点点头，午饭时偶尔搭几句话，仅此而已。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像这档案室里的一卷卷档案，被安放在各自的格子里，互不打扰，也互不关心。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我也像王师傅那样，捧起茶杯，等待退休。
改变，总是以一种“创新”和“改革”的面目出现的。那天上午，科长李主任召开了一个全体会议。这很罕见，我们这个几乎被人力资源部遗忘的部门，已经有快两年没有开过“全体会议”了。会议室里，那台老旧的投影仪，发出了疲惫的嗡鸣。李主任清了清嗓子，宣布了一项来自上级的新通知：为了提高团队凝聚力和工作效率，响应集团推行的现代化管理制度，本季度末，我们将试行一次“360度绩效匿名互评”。
“360度”，一个听上去很时髦，很全面的词。李主任解释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对科室里的其他所有同事，包括他自己，进行一次匿名的、全方位的打分。评分分为四个档次：优秀、良好、合格、以及最低档的“有待提高”。评分表会统一发放，填写完毕后，投入一个不记名的投票箱。最终的结果，将由人力资源部进行统计，并作为本季度绩效奖金发放的重要参考依据。
李主任讲完，会议室里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沉默。大家面面相觑，表情各异。王师傅依旧在慢悠悠地喝着他的茶，仿佛这件事与他无关。刘姐的眼睛里，则闪烁着一丝兴奋的光芒，她似乎已经开始盘算着，该给谁打高分，又该给谁打低分了。年轻人小张，则显得有些激动，他甚至还就评分细则，向李主任提了几个问题，言语间，充满了对这种“先进管理模式”的认同和期待。而我，陈默，只是感到一阵莫名的、轻微的烦躁。
我讨厌这种需要对“人”进行评判的事情。在我看来，人是无法被量化的。用“优秀”或“合格”这样干巴巴的词汇，去定义一个活生生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傲慢和粗暴。更何况，还是匿名的。匿名，就像一顶黑色的斗篷，它能赋予人说出真话的勇气，也同样能赋予人释放恶意的胆量。我几乎可以预见到，这场看似公平公正的评测，最终会演变成一场怎样的人情世故的暗流涌动。但我只是个普通职员，我没有反对的资格。我只能接受。
几天后，评分表发到了每个人的手上。那是一张设计得很简洁的表格，上面印着所有同事的名字。我坐在自己的工位上，那张纸，在我的桌面上，显得格外刺眼。我该如何去评价那些我其实并不真正了解的同事？我所看到的，不过是他们作为“同事”这个角色时，所表现出来的、最表层的一面。我拿起笔，又放下，迟迟无法落笔。最终，我决定采取一种最简单，也最不得罪人的方式。除了我自己的名字之外，我给其他所有人，都打上了“良好”。这是一个最安全、最中庸的选项，既不得罪表现突出的人，也不伤害那些默默无闻的。
最后，只剩下我自己的名字，陈默。我该如何评价我自己？我看着这个名字，陷入了沉思。我工作认真吗？是的，毋庸置疑。我有创新能力吗？没有。我善于团队协作吗？显然不是。我只是一个沉默的、埋头苦干的、几乎没有存在感的螺丝钉。从一个现代化企业的标准来看，我这样的员工，或许就是最需要被“优化”掉的那一类。我没有太多犹豫，在自己的名字后面，那个“有待提高”的方框里，郑重地，打上了一个勾。这并非是自谦，而是一种近乎残酷的、诚实的自我认知。我把自己，也归入了“合格”以下的那一类。做完这一切，我将那张纸对折，再对折，然后将它投入了那个红色的、看上去像个怪物嘴巴的投票箱里。我以为，我只是完成了一项无聊的、程序化的任务。我以为，这件事，很快就会像投入水中的石子一样，沉底，然后被遗忘。
结果公布的那天，天气阴沉。窗外，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让整个档案室的光线，都比平时暗淡了好几个色度。下午三点，李主任的内线电话打到了每一个工位上，通知所有人，立刻到小会议室开会。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紧绷，不像平时那样四平八稳。大家放下手里的工作，陆陆续续地，走进了那间熟悉的、空气有些沉闷的会议室。
会议室里，窗帘被拉上了，只有投影仪的光，在黑暗中投下一片方形的、明亮的光斑。李主任站在投影幕布旁边，脸色阴沉得，几乎能拧出水来。他没有说任何开场白，只是用遥控器，按了一下。幕布上，跳出了一张图表。那是一张制作得有些粗糙的柱状图，横轴是科室里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纵轴是评分的档次。每一个名字上方，都有四根高低不同的柱子，分别代表着“优秀”、“良好”、“合格”和“有待提高”四个档次所获得的票数。
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开始在那张图表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我也不例外。我从左到右，一个一个地看过去。李主任的票数最高，几乎全是“优秀”和“良好”。刘姐和几个平时比较活跃的同事，也得到了不错的评价。王师傅的评价，则大部分集中在“合格”那一栏，这很符合他即将退休的身份。我的名字，陈默，被排在横轴的最末端，大概是按照姓氏的拼音顺序。当我的目光，终于移动到那个角落时，我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
在我的名字上方，那四根柱子，呈现出一种极度诡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形态。代表“优秀”的绿色柱子，高度为零。代表“良好”的蓝色柱子，高度也为零。代表“合格”的黄色柱子，只有短短的一小截，上面标注着一个数字：“2”。而那根代表着“有待提高”的、最低档的深灰色柱子，却像一栋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突兀地、蛮横地，刺向了图表的顶端。在那根刺眼的灰色柱子旁边，标注着一个鲜红的、触目惊心的数字——“63”。
我的大脑，有那么几秒钟，是完全空白的。我无法理解这个数字的含义。我下意识地在心里计算了一下。科室总共16个人，每个人需要填写15份对他人的评价表，总共是240份评分。不对，这个系统不是这么算的。总共应该是16个人，每个人手上有15张票。等等，李主任说的是，每个人对其他人进行评价。我们部门，加上借调和实习生，总人数是66人。所以，每个人会收到65份评价表。
我收到65份评价。其中，2份给了我“合格”。剩下的63份，全部，给了我最低档的，“有待提高”。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是坐在一间压抑的会议室里。我是突然被扔进了一个完全真空的环境里，所有的声音、光线、甚至空气，都被瞬间抽空了。我听不见李主任在说些什么，也看不清周围同事们的表情。我的整个世界，都坍缩成了那个鲜红的、带着血腥味的数字，“63”。
63份。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座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那张匿名的评分表上，给了我最低的评价。这意味着，在我不知道的、我看不见的地方，我是一个如此不堪、如此失败、如此令人不齿的存在。可我做错了什么？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我努力地在脑海里搜索，搜索过去这八年的每一个片段，试图找到一丝一毫的线索。我迟到过吗？没有。我早退过吗？没有。我工作出过差错吗？极少。我与人发生过争吵吗？从未有过。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了这所有的人？
我完全想不明白。这种彻底的、毫无缘由的、压倒性的否定，比任何当面的指责和批评，都要来得更加摧残人心。它像一种无色无味的毒气，渗透进你的每一个毛孔，让你在窒息中，甚至都找不到那个扼住你喉咙的凶手。我坐在椅子上，身体僵直，手脚冰凉。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扔在广场中央的囚犯，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所有人的、无声的、鄙夷的审判。
会议室里的气氛，凝重得像一块结了冰的铁。李主任的声音，在静得可怕的空气里回荡，每一个字都显得格外沉重。他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大概是一些场面上的话，比如“这次评分结果，反映出我们团队内部存在一些沟通问题”、“希望大家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帮助有待提高的同志共同进步”之类的。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朝我的方向瞥了好几次。那目光里，有同情，有疑惑，也有一丝想要尽快结束这场尴尬局面的无奈。
我能感觉到，周围的同事们，也在用眼角的余光，偷偷地打量着我。那些目光，像无数根细小的、冰冷的探针，试图刺探我此刻的内心。但我没有给他们任何他们想要看到的回应。我没有愤怒，没有悲伤，甚至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委屈。我只是静静地坐着，面无表情，仿佛那个被公开处刑的人，不是我。我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惊涛骇浪，都被我死死地压在了心底那片最深的海域里。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刻，任何激烈的情绪反应，都只会让自己显得更加可悲和可笑。
会议，在一种极其压抑和尴尬的氛围中，草草地结束了。大家像一群被赦免的囚犯，纷纷起身，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间令人窒息的会议室。我没有立刻动，我只是坐在原地，看着幕布上那张已经定格的、荒诞的图表。直到最后一个人都走光了，直到李主任走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低声说了一句“陈默，别太往心里去”，我才像一个被唤醒的梦游者一样，缓缓地站起身来。
回到自己的工位，整个办公室的空气，都变了。那种感觉，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它不再是过去那种虽然疏远但至少平和的氛围。现在，空气里充满了某种黏稠的、不自在的东西。安静，依然是安静的。但过去的安静，是档案室应有的、自然的属性，是令人心安的。而现在的安静，却是一种刻意的、充满了戒备和躲闪的死寂。
没有人再跟我说话，哪怕是像往常一样，递送文件时那句简单的“陈默，这份签一下”。现在，文件总是被悄无声息地，放在我的桌角。我能听到他们在我背后压得极低的、窃窃私语的声音。当我一转头，那声音便立刻消失，只留下一两个慌忙躲闪的眼神。刘姐从她的零食筐里拿出苹果，分给了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却唯独，像没有看到我一样，径直从我的工位前走了过去。就连那个平时看起来最与世无争的王师傅，在起身去接水，路过我身边时，脚步都似乎比平时快了几分。
我成了一个瘟疫的源头，一个所有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存在。他们，那些刚刚在匿名的面具下，给了我最致命一击的人，此刻，却又在现实中，用这种刻意的疏远，来表现着他们的“清白”和“无辜”。这比直接的敌意，更让我感到寒冷。我被孤立了。不是被排挤出去，而是被整个世界，小心翼翼地，用一堵看不见的、由沉默和躲闪筑成的高墙，给单独地圈禁了起来。我坐在这堵墙里，看着外面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第一次，对“人性”这个词，感到了彻骨的、生理性的恐惧。
接下来的几天，我活在一种近乎偏执的自我审视里。我的大脑，变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永不停歇的放映机。它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我在这间办公室里度过的、八年的时光。我像一个侦探，拿着放大镜，仔细地勘察着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试图从中找到那个能解释一切的、致命的线索。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来说，甚至比那份绩效评估本身更重要。因为一个明确的错误，是可以被改正的。而一个未知的、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罪名”，却是一个无法挣脱的、会慢慢将人吞噬的泥潭。
我想起，三个月前，小张在做一个数据统计时，因为一个公式的错误，导致整个报表都出了问题。他急得满头大汗，是我，默默地花了一个通宵的时间，帮他重新核对、演算，才最终把那份报表给救了回来。第二天，他对我千恩万谢。可是，在那张评分表上，他给我的，会是那个“有待提高”吗？
我又想起，半年前，刘姐家里有急事，需要提前下班。她负责的那批档案，却必须在当天扫描入库。也是我，主动留了下来，一个人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十一点，帮她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当时，她感动得，几乎要拉着我的手叫我“亲弟弟”。那么，她手中的那一票，又是投向了哪里呢？
还有王师傅，他的电脑知识很有限，每次遇到系统升级或是软件安装的问题，都是我帮他处理的。我从未有过任何不耐烦，总是会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教他。他给我的，又会是什么？
我把所有可能得罪人的细节，都想了一遍。是不是因为我上次拒绝了刘姐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让她觉得没面子？是不是因为我对小张提出的那个“档案数字化流程再造”的建议，提出了几点不同意见，让他觉得我是在倚老卖老？还是因为，我从来不参加部门的聚餐和团建活动，让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孤僻，不合群，看不起他们？
每一个猜测，都像一把小小的凿子，在我的心上，凿出一个新的洞。我的自信，我的认知，我过去八年里建立起来的、关于这个世界的微弱的安全感，都在这种无休止的、疯狂的自我诘问中，被一点一点地凿穿，变得千疮百孔。
我开始变得敏感，多疑。办公室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在我的心里，掀起巨大的波澜。两个人凑在一起低声说笑，我觉得他们是在嘲笑我。有人对着电脑屏幕皱起了眉头，我觉得他是在看那份关于我的、可笑的评估报告。就连饮水机发出的咕噜声，在我听来，都像是一种充满了恶意的、不怀好意的窃笑。
工作，这个我曾经赖以安身立命的、唯一的避难所，现在也变得面目可憎。我依然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整理，扫描，归档。但那种内心的平静和秩序感，已经荡然无存了。我现在做这些，更像是一种麻木的、机械的惯性。我看着那些档案上的白纸黑字，那些记录着别人历史的文字，忽然觉得无比荒谬。我能理清成千上万份档案的来龙去脉，却唯独，理不清自己身上这桩离奇的、没有任何线索的“悬案”。
时间，在一种缓慢而煎熬的节奏里，向前移动着。我像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被禁锢在这个由沉默和猜忌构成的、无形的牢笼里，日复一日。我尝试过打破这种局面。我试图用一种更加主动的方式，去修复那些可能已经破裂的关系，去寻找那个我迫切想要知道的答案。
有一次，我看到王师傅在费力地搬运一箱沉重的旧档案。我立刻走上前去，对他说：“王师傅，我来帮您吧。”在过去，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举动。但这一次，王师傅的反应，却让我感到一阵刺骨的寒冷。他像是被什么东西烫到了一样，猛地将那箱档案抱得更紧了，身体下意识地向后缩了缩，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不……不用了，小陈，”他的声音有些结巴，“不重，我……我自己来就行。”说完，他几乎是落荒而逃般地，抱着那个箱子，快步走开了。只留下我一个人，伸着手，僵在原地，像一个被当众拒绝了的、可笑的小丑。
还有一次，午休的时候，我看到刘姐在吃一种新口味的薯片。我想，这或许是一个可以缓和气氛的机会。我走到她的工位旁，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自然一些。“刘姐，这薯片看起来不错啊，什么牌子的？”刘姐抬起头，看到是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凝固了。她愣了几秒钟，然后飞快地，将那袋薯片塞进了抽屉里，动作快得，像是在隐藏什么见不得人的赃物。“哦……就……就随便买的，不好吃，不好吃。”她摆着手，眼神躲闪，不敢与我对视。
我彻底放弃了。我明白了，我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加剧着彼此的尴尬。他们并非是讨厌我，而是在害怕我。他们害怕面对我，因为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面镜子，会照出他们内心深处，那些在匿名保护下，曾经释放过的懦弱、盲从，或是恶意。他们用疏远和躲闪，来逃避自己内心的审判。
在这种极致的孤立中，我开始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一个人的身上——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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