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的一场冷雨,把南京老虎桥监狱的灰墙冲出斑驳水痕。拂晓前,两名宪兵推开铁门,押着一个脸色蜡黄的中年囚犯。看守压低嗓门:“顾科长,时候到了。”这位昔日叱咤风云、擅长易容与魔术的“特科一号人物”——顾顺章,走到了生命尽头。人们都知道他曾经出卖组织,间接害死上千同志,可有个谜始终悬在史册:他怎么也没有说出那份被称作“一号机密”的真正下落。

牢门咣当合上,时间像逆流的幻灯片,把记忆推回到四年前。1931年4月24日,汉口新新游艺场灯火通明,舞台上的魔术师口吐白烟,纸鸢化鸽,台下掌声雷动。没人想到,魔术师真正的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更没人想到,他表演落幕的当晚,会被叛徒尤崇新指认。三名特务破门而入,冷枪顶住后脑,“奉命带你去见蔡先生。”顾顺章在短短数分钟内权衡利弊,当夜就“自愿合作”。这种速度,令中统上下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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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自知货真价实:上海地下组织的联络点、交通员的暗号、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内线,他张口就来。蔡孟坚在审讯室里越听越兴奋,不得不说,这是国民党梦寐以求的情报,但顾顺章又抛出一句更重的:“我要面见蒋委员长,我另有大计。”他的算盘很简单——只要手里捏着价值连城的秘密,就有讨价还价的本钱。

有意思的是,他对“一号机密”避而不谈。那究竟是什么?在党内,它被称作“中央文库”,汇集自1921年以来的全部决议、秘密文件、同志档案,保存在上海法租界的几处隐蔽阁楼。1930年秋,周恩来决定由瞿秋白负责编目,将正本封存,副本供查阅。顾顺章负责警戒,所以他对位置门清。按理,他若想邀功,完全可以抖落出来。

然而事态比想象快得多。武汉电报一封接一封飞往南京。一天之内,中央党部调查科秘书钱壮飞截下六份密电。他反锁办公室,摊开密码本,眉头紧锁。一位同事敲门,他只轻声说一句:“情况极急,赶紧通知李克农。”当晚,上海的电台、交通站开始转移,中央文库也被装上几口枣木箱,连夜走水路去嘉兴,再转苏区。短短四十八小时,老巢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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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地址全暴露,快撤!”这是钱壮飞发出的最后一条暗语。此举让顾顺章口中的诸多地址瞬间成了空壳,特务扑空,暴跳如雷。徐恩曾追悔莫及,担心蒋介石震怒,捂住消息,把黑锅全甩给顾顺章:“他夸大其词,结果打草惊蛇。”也正因如此,一旦顾顺章再提“一号机密”,徐恩曾也心存疑虑——文库是否还在原处?他没把握。

试想一下:叛徒要想活命,需要筹码;而筹码的价值取决于真假。中央文库已转移,他只能靠嘴硬,却拿不出实体。因此,他干脆把它当成最后的保险,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曾有看守偷偷问他:“听说你还有大秘密?”顾顺章哼了一声:“留条后路不好吗?”寥寥十个字,透着寒意。

不过,另一重原因更为现实。1933年底,顾顺章在中统里遭到弃用。徐恩曾看中他,却忌惮他脚踏两条船;戴笠想拉他,却更愿意自己出风头。两边博弈,他夹在中间,被视为定时炸弹。那段日子,他常悄悄抱着一只小箱子进出寓所,口口声声是“研究资料”。没人知道箱子里装的究竟是旧档案,还是藏身的幻灯片道具。可以肯定,他不愿让“一号机密”彻底失去价值,否则那只箱子就会变成催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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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最白热化的时候,顾顺章萌生了“自立门户”的念头。他私下组建所谓“行动队”,招募数名青年,“以后跟我干,吃香的喝辣的。”不料心腹林金生转头就把计划禀报徐恩曾。1934年冬,徐恩曾借口“加强纪律”,把顾顺章软禁审查。冷墙铁窗里,顾顺章才意识到:一旦无人问津,“机密”也保不住性命。于是他做了件匪夷所思的事——将手中残留的文件、密码本全部焚毁。房间里烟熏火燎,他却自言自语:“这回看你们还拿我怎样。”

蒋介石对这些内斗向来乐见其成。等徐恩曾把“不可用、且危险”的报告交上去时,蒋只淡淡地点头。1935年7月,南京郊外的草棚内,铐着手的顾顺章被五花大绑,特务担心他使障眼法,硬是先折断手指,再行处决。尸体被草草掩埋,具体地点成谜,连同他的秘密一起沉在黄土之下。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文库后来辗转瑞金、保安,1937年秋进入延安窑洞。那数十箱黄麻袋里的文件,后来成为编纂《二十年大事记》的基础。若当年顾顺章哪怕透露一句,后果不堪设想。可他没说,没人知道他是真的良心未泯,还是精于算计。史料留下的,仅是一串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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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检当年的警报电文,可见“立即停用一切旧地址”“顾顺章已供出大批情报”这样的句子密密麻麻。无线电台的波纹在沪宁线的夜空划过,像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最终成败,只差数小时。如果说革命是钢火淬炼的长河,那场及时转移便是一点星火。它没有被背叛者扑灭,反而烧毁了叛徒的后路。

顾顺章叛变,确实让党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但他自以为握在掌心的“一号机密”,先是被组织抢先一步转移,随后又被他亲手付之一炬。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没有赢家,有的只是血与火刻下的教训:信念一旦崩塌,再高明的魔术师也难逃被吞噬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