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藏在甲骨与竹简里的夏朝:原来它从未消失

每次想到那15万片甲骨,我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可不是零散的几片碎骨,是商朝人刻满占卜记录的“云端硬盘”,是他们留给后世最真实的生活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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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妇好哪一天牙疼难忍,商王外出狩猎会不会遇上瓢泼大雨,甚至连家里母猪下了几头崽,这种鸡毛蒜皮的琐事,都一笔一划刻在了龟甲兽骨上,细碎又鲜活。

可就是在这浩如烟海、密密麻麻的文字里,我翻来覆去地找,却始终找不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字——夏。

这感觉太诡异了,就像你翻遍了清朝所有的宫廷档案、地方县志、大臣奏折,里面连一句“明朝”都不曾提及,连半点前朝的影子都找不到。越往深里想,后背越发凉:难道我们从小背得滚瓜烂熟的大禹治水、少康中兴、夏桀暴政,全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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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整个夏朝,都只是周朝人为了给自己取代商朝找合法性,凭空编造出来的神话故事?

这个疑问,像一根刺,扎在历史学界心头几十年,让无数学者愁白了头。我们一直信奉“二重证据法”,地下挖出来的文物,必须和纸上写的史书能对上,一段历史才算真正落地、才算有实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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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历史偏偏就这么不讲道理,它把真相撕得粉碎,撒在千年的时光尘埃里,非要等你翻遍千山万水,熬到最后一刻,才肯露出一点点底。

我总觉得,先别急着下结论,不如把时间轴往回拨,拨到那个“满天星斗”的龙山时代末期。那时候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中原大地上散落着一个个部落,谁来当首领,靠的不是血缘世袭,而是大家推举的禅让制。尧老了传位给舜,舜又看中了一心治水、拼上性命的大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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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是真的狠,三过家门而不入,顶着滔天洪水,硬生生把肆虐多年的水患治得服服帖帖,也因此坐稳了天下共主的位置。

按原本的剧本,大禹年迈后,该把位置传给伯益。可历史偏偏拐了个弯,各路诸侯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没人搭理伯益,全都一窝蜂跑去朝拜大禹的儿子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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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拜、一跪,直接把“公天下”跪成了“家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就这样开张了。

只是这新开张的“王朝”,根基弱得可怜。启的儿子太康,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富三代,爷爷大禹治水的魄力半分没继承,整日里只知道游玩享乐,把朝政抛在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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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被东夷的后羿趁机端了老窝——这里要特别说一句,这个后羿是篡权的部落首领,不是神话里射日的那位英雄。这就是史书里的“太康失国”,也直白地告诉我们:夏朝初期,根本不是什么大一统帝国,更像一个松散又脆弱的部落联盟,风一吹就可能散架。

直到少康出现,这位历经磨难的复仇王子,一路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终于夺回了先祖的江山,开创“少康中兴”,夏朝这才真正在中原扎下根,稳稳走过了四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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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在周朝人的《尚书》里写得绘声绘色,尤其是商汤灭夏那一段,一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直接把灭夏抬到了替天行道的高度,说得理直气壮。

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周朝人把夏朝喊得越响亮,商朝人的沉默就越显得诡异。

考古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确实挖出了惊天动地的遗存:规模宏大的宫殿地基,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还有精美绝伦的绿松石龙形器,处处都彰显着广域王权的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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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理位置,全都和史书记载的夏朝严丝合缝,可偏偏还是那个老问题——没有成句的文字。二里头的陶器上只有零星的刻符,连完整的句子都凑不出来,就像你找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地段绝佳、规制完整,却唯独找不到门口那块写着国号的牌匾。

我一直忍不住想:如果商朝人不叫它“夏”,那这个强大的古国,到底叫什么?总不能是个没有名字的无名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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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研究甲骨文的专家,在那堆碎得拼不起来的骨片里,揪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词——西邑。

商朝人对这个“西邑”,怕到了骨子里。卜辞里满是祭祀西邑的记载,像是在安抚一股强大又怨念极深的力量,甚至明确写着,商朝曾经灭掉了西边一个强大的方国,名字就是西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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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地图一对照,我当场就愣住了:二里头遗址,正好就在商朝早期都城的西边,位置分毫不差。

一个大胆的猜测在我心里冒出来:会不会“夏”这个名字,是周朝人的叫法,或是大禹后人的自称?而商朝人,只是直白地按地理位置,把西边的这个大国叫作“西邑”?

这种“一国两名、自称他称不同”的事,在先秦时代太常见了。就像我们熟知的曾侯乙编钟,出自强大的曾国,可翻遍史书,根本找不到“曾国”二字,只记载着“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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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证实,曾国就是随国,只是称呼不同罢了。名字这东西,从来都取决于你站在谁的角度看,商朝人叫它西邑,再合理不过。

可猜测终究是猜测,没有实锤,一切都悬在半空。直到几年前,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简》,这个困扰千年的谜题,才算彻底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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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简里一篇《尹至》,详细记录了商汤灭夏的全过程,里面一句话,像一道惊雷劈在史学界:“文邑即西邑。” 更关键的是,后文紧接着写,商汤派伊尹前去侦查的目标,清清楚楚写着三个字——西邑夏。

那一刻,甲骨文与传世文献的任督二脉,彻底打通了。

原来商朝人从没有失忆,更没有刻意抹去历史,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把那个西边的古国记作“西邑”;而“夏”,是它真正的国号,是后人与它的自称。那些让商朝人敬畏祭祀的“西邑”冤魂,就是我们寻找千年的夏朝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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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从来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件马甲,埋在泥土里,安安静静等了我们几千年。

那个绕了无数圈的死循环,终于解开了。夏朝不是周人编造的童话,它真实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的中原大地,从大禹手中治水的木铲开始,经历过太康的荒唐、少康的隐忍,最终在夏桀的暴政里走向终结。二里头那些沉默了千年的夯土墙、青铜礼器、绿松石龙,终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我们今天执着地啃着发黄的竹简,拼接碎裂的甲骨,从不是为了证明祖上有多阔气,而是为了看清中华文明,如何从满天星斗的部落时代,慢慢凝聚成一轮照亮东方的明月。那个最早的“中国”,身影或许模糊,却真真切切地存在过。

历史总爱跟我们开玩笑,一半真相藏在甲骨,一半藏在竹简,非要我们跨越千年时光,一点一点拼凑,才能还原完整的模样。当文邑、西邑、夏,三个名字最终重叠在一起的那一刻,我仿佛看见,那个遥远的夏王朝,终于在时光里,清晰地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