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深秋的罗布泊气温骤降，工程兵的卡车仍在盐碱地上轰鸣。车辙后面扬起的白雾里，时任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摘下风镜，只说了一句：“再快一点，把料石送到阵地口。”声音不大，却压住了风沙。彼时距离他挂上上将军衔已整整三年，这支兵种也在他手里完成了从修桥铺路到建设导弹阵地的跨越。
陈士榘的谨慎，与生俱来。1928年春，他在井冈山当排长，白昼巡山夜里巡岗，同伴笑他“把枪当枕头”，他只回一句：“脑袋在，任务才在。”毛泽东听说后拍了拍他的肩，“足智，是真足智。”从此一句“我们是同一个山头的人”让陈士榘把执行命令看得比个人荣誉更重。
长征后，陈士榘进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桌子下面常塞两份作战计划，一份呈报彭德怀，另一份随身携带备用。他对参谋业务的钻研近乎执拗。淮海战役时他升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为了增援粟裕东线，他跳过军区直接向中央军委发电报，被严词批评。事后，粟裕冷着脸问：“陈参谋长，还要不要上下级？”陈士榘站得笔直，只答两个字：“担责。”这股子拎得清轻重的倔劲，也让他在后来无数次关键节点上避开了暗礁。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老战友去了大军区，他却主动要求带着工程兵开赴基建一线。1954年“七一勋章”评功，他的位置只排在中段。有人替他抱不平，他笑着摆手：“能修一条跑道，比挂一个名头值钱。”到1959年酒泉基地破土动工，工程兵累计投入三万人次，外界只在简报里看到一句“某部按期完成施工”。陈士榘看完简报，提笔批示：隐姓埋名，也是一种战斗。
1966年大字报铺天盖地，枪杆子里的风向飘忽不定。陈士榘心里明白，工程兵若出一点纰漏，火箭试验就要停工，他索性连夜召集机关干部，只说一句：“别给我惹乱子。”随后下发三条铁令：核心工程不停，调离人员归队，家属问题自己先交代。有人质疑过硬不近人情，他摔下帽徽：“打仗时，子弹也不讲人情。”正因这股硬气，1967年林彪办公室点名要“保留工程兵系统完整”。两年后，中共九大开幕，很多元帅、大将被排除在名册之外，陈士榘却补位进入中央委员名单，并列席军委办公会议。
那段日子里，于他而言提级只是字面意义。叶剑英在一次汇报会上问工程兵进度，陈士榘递上新图纸，“首长，如期可成。”叶剑英点头，旁人感慨：“老陈又上楼梯了。”他却在返程车上自嘲，“楼梯高，风也大。”谨慎依旧。
意外还是降临。1974年底，军委对各兵种进行精简合并，工程兵不少业务划归基建工程兵指挥部，陈士榘被推上了“顾问”候选名单。有人暗示他可多活动活动，他摆手拒绝：“干到这把年纪，能退一步是福。”1975年1月，中央正式任命他为军委顾问。文件送到家里，他把印章交给警卫，只留下一条手杖和一本工地日志，随后回山东老家探母。
陈士榘的谨慎，连家人都清楚。文革初期，他的小儿子在院内张贴“炮轰”标语，被卫兵当场制止。陈士榘赶到现场，先责令孩子摘牌，再让警卫把标语装档案袋上交军纪委，“家事公办”，四个字写在处理意见栏。事后有人问他心疼不？他摇头回答：“该疼的是规矩。”此事传开，外界更认定他“极端谨慎”。殊不知，他在日记里写过一句，“树越老，枝越脆。”怕枝折，是怕工程兵这个团队折。
退居二线后，他仍被邀请出席工程竣工典礼，却极少发言。一次，有青年军官追着请教施工方案，他却问对方：“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多少？”青年军官报出数字，陈士榘才微笑：“冻不裂混凝土，就冻不裂信念。”现场笑声起，话却不算轻。
1986年3月初，因病住院的陈士榘接到戈壁试验基地来电，对方报告新号手完成战备检验，他握着话筒只说两字：“很好。”随后放下手，闭目养神。不到半小时，医护记录显示呼吸减弱。当晚20时55分，这位习惯把谨慎刻进骨子里的上将走完一生，享年78岁。
35年的军旅，加上11年的顾问生涯，陈士榘留下的文字不多，厚厚一叠还是施工日志。有人翻到1958年的那页，字迹凌乱却写着：“谨慎不是胆怯，是为了让后人少流血。”见到这句话的工程兵老兵暗暗点头：这就是他，谨小慎微，却一次次把部队推向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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