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的北京，京西宾馆里正在发生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博弈。
当有人搬出"毛主席讲过陈云一贯右倾"这顶大帽子时，会场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人站了起来。他叫姚依林。
粉碎"四人帮"两年了，国家却还在原地打转。
冤案平不了，经济上不去，老百姓还是穷。
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像一声闷雷在全国炸开。
但光讨论不行，得有人拍板。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开幕。218个人该到的，来了212个。华国锋宣布议程：讨论农业问题，定明后年的经济计划。最重要的是先讨论一个问题——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听起来挺好。
可是会场上的老同志们心里都憋着火：那些冤假错案不平反，那些历史问题不解决，工作重心怎么转得动？
11月12日，陈云坐不住了。东北组讨论会上，这位73岁的老人站起来发言。他先表态支持中央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然后话锋一转："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
会场突然安静下来。大家都听出来了，陈云要说正事了。
他一口气抛出六个问题：薄一波等61人的叛徒集团案子要翻，彭德怀的骨灰该进八宝山，天安门事件得正名，康生的错误要批，陶铸、王鹤寿的问题要查清，中央专案组管的案子该移交给组织部。
每一个问题都是烫手山芋。每一个问题都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命运。陈云说完，会场先是死寂，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一石激起千层浪。会议的方向，被陈云这一炮彻底扭转了。
华国锋坐不住了。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同时刊出消息：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是华国锋的让步，也是形势的必然。
可是人事问题，才是最大的难题。
11月28日，西北组讨论时，王震第一个开炮。他站起来说："陈云同志过去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不少同志要我向中央反映，建议选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
这话一出，各组都炸了。大家纷纷表态支持。
12月1日，邓小平亲自表态："至少加3个政治局委员，陈云，兼纪委书记，还有邓大姐，胡耀邦。"按说，邓小平都发话了，事情该定了。
没想到，会场上还是传出了杂音。有人抛出一句话："毛主席讲过，陈云一贯右倾，不能重用。"
这顶帽子扣下来，杀伤力极大。那年头，"两个凡是"的阴影还没散尽。拿毛主席的话来压人，很多人还真不敢反驳。
场面一度陷入僵局。
12月3日，西北组的讨论会上，姚依林站了起来。这个从清华园"一二·九"运动走出来的老革命，这个在陈云手下干了几十年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这一次没有绕弯子。
他开门见山："我完全赞同王震同志提出的陈云同志担任党的副主席、参加政治局常委的建议。"
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在等他接下来的话。
姚依林接着说："因为陈云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的老一辈领导人，是目前仅存的党的六大中央委员，是在党的八大上当选的副主席。现在八大第一次会议的副主席，也只剩下陈云同志一个人了。"
这话分量太重。
党的八大，那可是公认的党史上路线最正确、最辉煌的时期。1956年召开的八大，选出的副主席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现在呢？刘少奇含冤去世，周恩来、朱德也已离世。八大副主席，真的只剩陈云一个人了。
姚依林这是把陈云的地位，从"被考察的对象"直接拉回到"众望所归的元老"。
但他还没说完。
针对"一贯右倾"的指责，姚依林一条一条反驳："全国解放以来，陈云同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任弼时同志逝世后参加书记处，主持财经工作。"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抗美援朝后勤、粮食统购统销、公私合营、制定一五计划——"他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每一条都是硬碰硬的功劳。每一条都关系老百姓的饭碗。
姚依林的发言有理有据，会场上的反对声音被彻底压了下去。
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拟增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302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只开了5天，因为此前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把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
陈云正式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增选为政治局委员。黄克诚等一批老干部增选为中央委员。
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姚依林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路透社第二天就报道了这次人事调整："党的领导增补人一事表明，中国坚定地决心走已故的周恩来确定的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道路。"日本时事社说："恢复了原副主席陈云的职务，保证了'安定团结'。"
一个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就此形成。
姚依林敢在那个关键时刻站出来为陈云说话，不是偶然的。
这两人的交情，得追溯到建国初期。1949年，陈云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时，就注意到了这个在晋察冀搞经济建设的年轻人。有一次在香山讨论平抑物价，陈云问姚依林："依你看，上海滩的投机商们现在囤了多少棉纱？"姚依林掏出笔记本，准确报出三组不同渠道获取的数据。
这种用事实说话的作风，让两人在后来三十年的合作中愈发契合。
19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老百姓肚子瘪着，浮肿病到处都是。陈云和姚依林一合计，提出一个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建议：进口粮食。
那年头，吃"洋面"被一些人看作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但陈云不管那个，他对姚依林说：肚子比面子重要。
1961年2月28日，中央终于同意进口50万吨粮食。姚依林兴奋地给陈云打电话汇报："总理同意进口50万吨粮食！"
陈云在电话那头淡定地加码："你们买它100万吨吧！"
后来姚依林顶着压力，从加拿大、澳大利亚弄回来100多万吨救命粮。那是多少家庭的生机啊。
1962年，陈云觉得光进口粮食只是救急，想长久还得靠农民自己。他跟姚依林交底：我看包产到户都不够，不如直接分田到户。
姚依林虽然心里认同，但他担心陈云吃亏，劝他慎重。陈云却说，为了农民，哪怕碰钉子也要去讲。
后来果然如姚依林所料，陈云因此坐了多年的冷板凳。
所以到了1978年，当有人再次攻击陈云时，姚依林才会那么坚决地站出来。因为他懂，所谓的"右"，恰恰是陈云最宝贵的"实"。
这份信任，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1979年10月24日，陈云被确诊结肠癌。74岁的老人上手术台，就是闯鬼门关。手术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来医院看望。大家都以为陈云要交代什么国家大事，或者家里的琐事。
结果，陈云说的是：潘汉年案件需要复查。
潘汉年是当年上海特科的传奇人物，后来被打成"内奸"，关了几十年，1977年含冤去世。这是陈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陈云对姚依林说：如果潘汉年真是汉奸，他在上海掌握那么多情报，为什么组织没被破坏？为什么刘晓那一摊人没事？这根本说不通。
躺在病床上的陈云，把这件事当作了自己的"政治遗嘱"托付给了姚依林。
姚依林含着泪接下了这个任务。他没有敷衍，迅速行动。找到了当年的知情人刘晓，又联系了廖承志。廖承志的证词更是给力：如果潘汉年是汉奸，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早就把香港的电台与组织卖光了，还能等到解放？
1980年12月，陈云给公安部打电话，要求调阅潘汉年案的全部材料。1981年1月，又催促公安部整理处理过程。
1981年3月1日，陈云致信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1979年10月确诊我患有结肠癌而决定动手术时，我曾写一条子给耀邦同志，我认为潘汉年的案件需要复查一下。我认为他当时并未真心投敌，否则不能解释刘晓同志领导下的上海党能完整地保持下来。"
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都画了圈，同意复查。
在姚依林和陈云的全力推动下，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通知肯定："潘汉年同志是一贯忠实于革命的好同志，决不是'长期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
潘汉年终于沉冤得雪。一桩建国以来的重大冤案，终于得到了纠正。
1978年那个冬天，姚依林在西北组的发言，打破了僵局。
陈云重返政治局，标志着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而陈云临终前的嘱托，姚依林用三年时间兑现了承诺。
这就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品格：为国家，敢担当；为战友，守信义；为百姓，不计个人得失。历史的转折，往往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由这样的关键人物，做出关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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