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12日清晨，北京东三环路边的彩带还在风中飘动，兆龙饭店的剪彩仪式吸引了不少路人。年逾八旬的包兆龙名字赫然悬于门楣，而“兆龙”二字正是邓小平亲笔手书。外界只知道这家五星级饭店耗资千万美元，却很少有人清楚，最初要不要用“兆龙”作店名，曾在有关部门“卡壳”了好几天。
回到七年前，1978年10月，60岁出头的包玉刚携妻子从香港飞抵北京。彼时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首都机场新到港的车辆依旧稀少。接机的干部有些紧张，不只因为来者是“世界船王”，更因为包带来的讯息令所有人不敢轻易表态——他愿意捐出两千万美元回馈家国，但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北京新建的高档饭店，必须冠以父亲“兆龙”之名。
这一条件在当时显得格外敏感。新中国向来谨慎对待个人冠名，尤其是外国侨商。不同级别的会议里，意见来回碰撞：接受捐款固然重要，可若因一个饭店名称引发舆论，得不偿失。数轮电话往返，仍拿不出方案。包玉刚等来一句含糊的回复：“需再研究”。
僵局在1979年3月被打破。邓小平当天上午听完汇报后说了两句话：“人家出钱建设，我们何必拘泥？我来题字。”简洁有力，拍板定案，随后文件层层下发，建设方案火速推进。
再把镜头拉远些。包玉刚1918年生于宁波，少年求学上海，日军铁蹄迫近时被迫辍学。戴着圆框眼镜、外貌斯文的他最初只是银行小职员，却在重庆矿业银行一路升至经理。抗战胜利后，他辞职转战香港。父子俩白手起家，从土特产出口做到航运。没有船，就去伦敦买旧船；凑不到钱，就辗转三国求贷款。对着冷脸的英国友人和保守的汇丰银行吃闭门羹后，他跑去东京，凭一句“航运才是未来”获得77万美元。第一艘“金安号”于1955年驶进维多利亚港，宣告环球航运的诞生。
有意思的是，当其他船主热衷短租、单航次结算时，包玉刚偏要签长期包租。“先稳定现金流，再想扩张。”他私下里常对弟弟包玉星嘀咕。1956年底苏伊士运河被迫关闭，全球运费暴涨，他的固定合约反倒让租家稳赚，信誉一夜打响。后来行情低迷，他又把新船租出、旧船自用的模式玩得风生水起。到1980年，他手中200余艘巨轮总吨位超2000万吨，一举超越当时美苏国有船队总和，“世界船王”之名不胫而走。
钱挣得够多之后，这位宁波人把目光转回家国。1978年北京、上海、宁波三地之行，让他感受到祖国建设的迫切。一次和表兄卢绪章夜谈到凌晨，他敲着桌面说：“不赚内地一分钱，只出力。”兄长点头：“说到就要做到。”包玉刚随后拟出捐赠清单：一千万美元修饭店，一千万美元为上海交通大学建图书馆。方案递呈上去，正是“兆龙”之名让它迟迟难获批。
邓小平拍板后，一切顺理成章。1985年10月，兆龙饭店试营业，邓小平携夫人卓琳到场剪彩。人群中，有媒体捕捉到两人交谈的一幕。包玉刚半开玩笑地说：“小平同志，兆龙二字能写得再大些吗？”邓小平笑着回了一句：“够大了，再大就像招牌，不像名字。”这段轻松的对话后来成为饭店员工津津乐道的典故。
饭店开业并非终点。包玉刚回宁波考察，看中了北仑深水港与沿海枢纽位置。他提出两个设想：建成现代化港区，引进大型钢铁项目；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为家乡储备人才。1984年，他一口气捐出五千万元人民币，宁波大学破土动工。校门口的巨石上，“宁波大学”四字依旧出自邓小平手笔。至今，每届新生入学都会被告知：这块石头背后，是船王与开路者的握手。
香港回归问题同样离不开这位“宁波大使”的奔走。1982年至1984年，中英谈判如履薄冰。包玉刚来往于北京、伦敦、香港之间，既与港英当局周旋，也向香港工商界释疑一国两制。有人担忧回归后资金外逃，他便把自家航运资产中的一部分提前在香港注册，公开表态“留下来”。那段时间，他平均每两个月就要进一次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笑称：“你比一些干部跑得还勤。”
1990年6月，包玉刚再度进京汇报北仑钢铁项目，邓小平给予肯定：“计上心来，办法总比困难多。”两人对视一笑，心照不宣。遗憾的是，翌年9月23日，包玉刚在香港病逝，享年七十三。噩耗传到北京，邓小平立即致唁：“先生热心祖国建设，为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同时，他派女儿前往香港吊唁。
航运大潮汹涌，商海沉浮瞬息。包玉刚留下的不只是惊人的财富，更有一条清晰路径：民族情怀与商业远见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愿不愿意把收益与国运系在一起。兆龙饭店依旧门庭若市，上海交大图书馆的灯火常亮，宁波大学每年送走一批批学子奔赴世界各地。港口的吊臂日夜起落，钢铁厂的高炉火光映红海湾。这些实在可见的成果，是对那份“两千万美元+一个名字”约定最响亮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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