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月的最后一个傍晚，台北松山机场塔台记录到一份特殊的出境申请：张宪义携家属赴美探亲，停留期限半年。塔台值班员皱了皱眉，“核研所的人，这么巧？”长官的回答轻描淡写：“核电计划暂停，他去散散心，放行。”谁也没料到，这一次放行，直接终结了台湾潜藏二十余年的核武计划。
把时间往回拨到1964年十月十六日。大陆首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引爆，蘑菇云冲天而起，惊惧最深的并非远在华盛顿的决策层，而是隔海相望的台湾当局。彼时蒋介石已77岁，复兴大陆的念头仍挂在嘴边，但逐渐扩大的军力差距让他夜不能寐。拥有核武，似乎是唯一可与对岸扳手腕的砝码。
美国表面承诺防卫台湾，实际却死盯着岛内科研预算。凡涉“轰动性武器”，一律按下暂停键。蒋介石干脆决定“另起炉灶”，把“核能研究”伪装成发电项目。1970年，“龙门计划”在中科院悄然启动，外界只看到源源不断运来的铀矿、回流博士，却难窥其真正野心。
说起张宪义，这位1934年生于台南的理工天才，本无意卷入政治漩涡。1962年，他以台大机械系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美国田纳西大学，攻读核子工程博士。年轻的他热中反应堆理论，课余常往实验堆里泡到深夜。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找上门时，不是硬拉拢，也没端枪，方式极温和：先是资助学术项目，再点到蒋氏政权的“危险游戏”。张宪义开始动摇，“真要让那座岛摆弄末日按钮？”这是他后来给友人流露的困惑。
1973年，博士学成归国。台防务部门早有风声，先让他在核研所外围兜一圈，试探忠诚度。CIA临行前的简易培训派上用场：凡事留白、从不多言、文件绝不私带，张宪义表现得滴水不漏。两年后，核研所高层确认他“可靠”，并委以核心任务——高通量实验反应堆与铀浓缩工段的总工程师。
进入八十年代，中科院几乎凑齐了“最后一公里”的全部要件：重水回收系统运转良好，空军测量站的导弹平台已完成初步匹配。蒋经国接班后，加码投入经费并调来第六军团工程兵支援地下工程。岛内军方甚至拟定了名为“云鹏”的空射核弹计划，载具选定为AIDC自研的超音速教练机。张宪义深知自己手里的蓝图意味着什么，一旦按下启动键，台海局势只会在眨眼间灰飞烟灭。
1987年夏天，核弹核心部件历经多次临界试验，物理模组已具备量产条件。张宪义却在同僚热烈讨论爆轰曲线时，悄悄把关键参数复印，两套胶片卷进家中旧报纸里。一天夜里，他对妻子低声说：“走吧，不走就晚了。”妻子愣住，“真的要离开？孩子怎么办？”他只是摇头，“这是最后的机会。”
1988年一月三十日，飞机落地洛杉矶。美国特工在廊桥接应他进了安全屋。随行的两个公文袋里，装着台湾研制数十年的技术脉络：从钚分离工艺到爆轰透镜设计，全都一目了然。两周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美国能源部突访桃园阳卫山实验区。保全们惊讶得张口结舌，堆芯被封，铀料被拖走。台湾“龙门计划”瞬间折戟。
噩耗传到台北，蒋经国暴怒。据当晚的秘书回忆，他拍桌子怒吼：“谁放他走的！”次日凌晨，这位71岁的领导人因心脏骤停送医不治。核武噩梦随之终结，岛内媒体几乎集体失声，唯有外电报道称“台湾重返无核”。
大陆方面得知张宪义出逃，有人赞其“阻止战争”，亦有人斥其“助纣为虐后又卖主求荣”。军史学者私下议论：“若台岛真完成核弹，小国手握大炮，摩擦点就可能变成引信。”这种复杂心态，让张宪义在官方记载中始终处于尴尬状态：既非烈士，也非完璧归赵的功臣。
以事后公开的档案看，张宪义缺不了利益驱动：他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获得波士顿大学高薪教职，还得到一笔不菲的安置补助。但也有不能忽视的一面：他在很多场合坚持强调“岛内有技术，但没有制造是对的”。1998年，他向台媒传真一纸声明：“我毁掉的是炸弹，不是家国。”
在核扩散史上，张宪义的叛逃被视为经典情报战案例。CIA内部培训材料提到“温水煮青蛙”策略与“价值观共振法”，皆因这桩行动而写进教材。反观台湾，中科院在此后十余年再无涉核深研，人心散了，队伍破了，经费也被砍去大半。
今人评议此事，常陷入道德与现实的拉锯：忠诚与和平，到底孰轻孰重？不少学者指出，当个人确信所从事的工作将引发灾难时，出走就是对政治权力的一次否决。可也有人提醒，张宪义若身处对岸，是否还会做出同样选择？答案无人能给。
张宪义的名字后来淡出华语媒体，他在美国隐居教授热传导课程，偶尔接受港台记者访问，从不透露太多细节。一次课后，有学生私下请教：“博士，当初真不后悔？”他沉默稍顷，慢慢抬头，“技术可以用来造福，也可以毁灭，取决于谁的手。只要没让错的人握核按钮，就值。”
纵观20世纪八十年代那一连串暗流涌动的核阴影，张宪义的举动无疑重写了台海安全格局。功过评说，或许还需要更多岁月与更完整的解密档案。但有一点已被时间验证——没有核武器起舞的海峡，比起一触即发的核对峙，无疑安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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